文化立法需求日益紧迫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已经连续3年提出了推动《公共图书馆法》出台的建议。让他高兴的是，目前《公共图书馆法》已经被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计划。“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位置重要，问题也多，最需要法律的支持和政策环境。”詹福瑞表示，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无法可依、无法可据，确实影响到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比如人才、资金、设备等投入的不足，制约了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也影响到为公民提供相应的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通过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同时也增加了推动文化立法的信心。”詹福瑞说。

　　早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李玉英就呼吁推动文化立法，如今她更深切感受到文化立法的紧迫性，“国家发展速度加快了，对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应该尽快地走上法治轨道。”

　　“近几年中央加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国家文化惠民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国家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却没有随之增加。”李玉英说，国家要求各级政府随着财政的增长速度，拿出不低于1%的财政收入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以外，中西部地区基本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李玉英说，国家要把公共文化服务落实到中国的每一块土地上、每一个人身上，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如果不立法的话，这个要求是很难实现的。

　　同样，由于缺少法律的保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也难以执行，特别是一些部门政策，如果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认定，就更难以保障。“我在景德镇调研时发现，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是一个国有文化企业，每年的经营收入是几千万元，上缴给国家的税收有几百万元。按照规定，这几百万元可以再返还一部分给企业作为产业发展必需的资金，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难以落实。相关部门就会说，这个没有具体的法律要求，不好兑现。”李玉英说。

　　“我曾经到某个乡文化站调研，认识了一位主管文化站的同志，他已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也有了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很辛酸地说，‘文化事业说起来非常重要，但真正执行起来力度却很小。’”王建华说，“同样是干工作，别人能拥有一系列的职称、待遇，而一些文化站、群众文化馆的相关人员却无法享有，这样所形成的责任感就完全不一样，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律制度来解决。”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文化立法提供有益借鉴

　　“立法是把党和国家既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把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上升为法律，用法律制度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不因人的意志而转变，不因人的好恶而改变。”朱兵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可以说为文化领域其他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副主任黄薇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研究修改过程，她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之前的实践中积累了很多经验，调查制度、名录建设、传承人的认定等很多制度已经成熟。而且国务院发布了相关文件，文化部出台了很多规章，云南、贵州等一些地方立法也走得比较靠前，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这些都为国家制定一部法律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把非遗保护工作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一个巨大进步，将对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李玉英说，“非遗立法以后，就不光是相关部门有责任，而且全社会、全体公民都应该有这种意识，来保护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她同时希望政府出台一些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和条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落实到可执行的层面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表示，他将在今年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里应该明确建立一个退出机制，即使进入四级名录，也不能够一劳永逸。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田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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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新网－中国文化报 2011年03月04日1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