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遗学科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的类型

　　从历时发展的角度来看，韩国的非遗教育经历了从保护精英到扩大传承人共同体的变化，具体来讲教育对象从局限于技艺保有者群体，到面向社会培养管理人才、教育人才和研究人才，教育形式包括以保有者为核心的传授教育，以相关行政机构、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从业人员为主体的专门教育，以及面向全社会的普及教育。其中高校领域的学科教育属于专门教育，虽然发展较迟，普及和深入的程度都还很有限，但是学科设置上具有鲜明的面向新时代进行文化传承的建设和发展意识，尤其是在人才培养上针对性非常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传授教育的扩展和升华。

　　如前所述，传授教育指的是以非遗项目的指定传承人为中心的一种教育模式。韩国的非遗教育起步于此，其代表性教育机构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创建的传授教育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非遗保护的观念还局限于申遗成功的项目，保护政策完全倾向于指定传承人和团体。这一做法很快出现了利益不均衡、权力集中化等问题，这些也直接体现在了传授教育馆的人才培养模式上。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传授教育馆在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学历式的学制体系，如图所示。

图1 传授教育馆学制示意图

(庞建春制图)

　　进修生、屡修生和助教的学习年限依次为3年、15年和20年，这也是他们获得国家教育资助的等级标准。保有者是终生制，技艺的传授和审定都由保有者或保有团体来承担。仅从学制来看，这是一个模拟传统师徒授艺的教学体系，只要经费充足就能保障教学的正常进行。但如学者指出，问题在于教育馆的设立和运营仅限于国家指定的传承人，这样大大打击了同门类的其他活动者，凭空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给非指定者带来更大的生存危机。再者，依靠机构选拨的升级制度和相应补助、奖励制度，很容易导致为资格学习，而不是为传承学习的倾向，诱发机构内的政治斗争，给技艺传承带来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这个带有鲜明金字塔特征的教育体系，建立的初衷是再现传统师徒相承、技艺精益求精的传承模式，保护濒危非遗项目。但是，因为直接和利益、权力分配挂钩，这种教育体系实际运营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反传承的副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形遗产院的教育项目拓宽了“传承人”的范畴，修订和弥补了传授馆金字塔教育模式在人才培养上的局限性，将教育项目分为专业培训和社会教育两大块，其中专业培训以培养非遗的传承人、开发者、管理者、研究者和教员为目标，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教育课程，全面扩大了非遗“传承人”的范畴。这样无形遗产院专业培训的对象不再仅以保有者为中心，而是把原本纵向竞争关系的“进修生—履修生—助教—保有者”作为一个联合的整体来培养，力图打造一个实力雄厚、富有影响力的核心传承人集体。这个新的传承精英培养理念实际上也体现在了政府创办韩国传统文化大学的举措上。而前面提到的若干高校开设非遗相关课程，也是一种扩展和提升传承精英集团的手段。

　　具体来讲，现有教育体系一方面延续原有的师徒传授教育，继续发扬其培养精准掌握技艺能力的优点，强调传授的“匠人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新开设专业培训和学校教育，强化对传授助教的培养，为其提供进入传承人团体高层核心的渠道。这个目标体现在课程设置中包括有关非遗基础理论和相关法规理论的课程，以及非遗文创项目开发课程，有意识地强化助教的组织领导意识、团队沟通能力，以及开展行政业务的能力和素养，旨在培养技艺传授领域的新生代领导人。同时，还扩展履修生和进修生参与非遗传承活动的平台。比如，无形遗产院面向他们开设3-5天的培训课程，专门讲解非遗传承资助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规，同时培养他们的授课能力，特别是将非遗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象的设计和授业能力。另外还有八九个月的长期专业培训，集中进行项目开发，如工艺类的“复原经典”和“创意工坊”,致力于开发出高质量、有前景的作品，以期今后应用到传授教育馆的教学当中。除此以外，还开设提升公演和展览策划能力和专业能力的课程。这些教育活动和高校开设的非遗相关课程已经或者正在接轨，比如全北大学的无形遗产信息专业中，有一类人才培养对象就是针对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教育课程，包括保有者、助教和屡修生。而且前面提到，国家已制定法律，规定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这个渠道进入传授教育馆的师徒学习系统。

　　由此一来，从传授教育馆到无形遗产院，到高校的学科教育体系，韩国目前正在完成传统师徒教育模式和当代学校教育模式的接轨，以形成非遗的双轨制教育模式。对于原狭义的传授教育领域而言，高校非遗学科教育的辅助职能是，推动助教、屡修生和传授生的现代化转型，促成他们发展为兼具传统技艺和现代文化传承素养及能力的群体，成为当代国家文化发展的主力军，推动非遗传承从“抢救式”保护走向新时代的文化新生。

　　第二，非遗学科教育对象的专门化。

　　如前所述，目前韩国高校中设立非遗课程并不普遍，专设非遗学科的更是屈指可数，但是先行设置课程的实践包含着强烈的非遗人才培养意识，值得重视。从韩国的情况来看，高校增设非遗课程，甚至新设非遗学科教育，并不是单纯在数量和规模上扩大非遗教育的领域和影响，而是代表着一种人才培养方向的转变，即把振兴非遗传承视为未来国家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有意识、有策略地培养新型人才以适应时代的新需求。除了上面的传授教育之外，培养专门的管理人才，投入到相关的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产业当中；培养专门的教育人才，为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在内的学历教育体系提供高素质的非遗教员，为普及社会教育和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专门教员；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加强和提升非遗的基础理论和理论应用的学科实力。这些需求都体现在了现有各高校的非遗学科课程设置中。

　　从整体上来看，各个高校创建和发展非遗学科教育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跨学科的融合。不仅包括了人文学科领域的传统科目文学、史学、哲学，还有社会科学领域的人类学、民俗学，以及艺术类、理工类、管理类课程。而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各高校实际上又根据自身的学科基础和特长，分别有所侧重，以培养不同领域的非遗专门人才。他们的培养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大类型。

　　第一类是以技艺传授为基石，辅以非遗相关理论建构，培养兼具理论和管理能力的技艺传承人，以韩国传统文化大学为代表。该校是目前韩国唯一一所国家指定培养文化遗产领域专门人才的高校，成立初衷是以传统文化的技能和艺能传授为中心，类似于传授教育馆，不过采取了学校教育制度。随着文化遗产观念的拓展，该校的学科建设转向于加强相关理论建设，强化研究实力。非遗系的创建就是一个表现。虽然目前这个系在师资力量上还很薄弱，但是课程设置中体现出了对非遗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思考，既有非遗认识论方面的课程，也有培养研究能力的方法论课程。

　　第二类是在本校传统学科基础上，培养具有跨学科融合素养的研究型人才，以高丽大学的文化遗产联合研究生课程和中央大学研究生院的文化财专业为代表。这两个专业虽然没有专门开设非遗课程，但是有意识地以跨学科的理念培养文化遗产方面的专门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尤其是把民俗学和博物馆学两个领域作为基础学科，显示出扎实而雄厚的学科理论和研究基础，而这两门学科正是目前非遗理论建设中参与较多的领域，可以期待这里培养出非遗方面的研究型人才和博物馆界专门人才。

　　第三类是依托本校的原有优势学科，增添非遗类课程，发展新的专业方向，培养兼具非遗学识的专门人才。最典型的是东国大学研究生院佛教文化艺术系的文化财专业，基本学术框架为佛教文化艺术研究体系，在其中开设非遗基础理论课程，针对丹青、工艺和民画开设与非遗相关的科目，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另外，安东大学服装学系的“麻布织造”传授课程和忠北大学木材纸科学系的“韩纸匠”传授课程也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类是在全方位的跨学科基础上，培养非遗的各类应用型人才。最具代表性的是全北大学研究生院设立的无形遗产信息专业。不同于高丽大学和中央大学侧重于研究的倾向，他们的培养目标是能够胜任不同类型非遗文化传承工作的人才。具体的培养目标有五个：1)学生在原有专业基础上，接受50%以上的跨学科课程；2)针对非遗传承人(保有者、助教和屡修生)开设专门课程；3)培养接受人文、艺术和工学综合课程的学生；4)鼓励学生选修传媒学和社会学课程，利用大众媒体开发非遗文创产业，提升非遗的社会影响力；5)鼓励学生选修具有个性化的课程，开发从事非遗工作的个性。

　　以上就是韩国非遗学科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形成的几个模式。归纳起来，各高校在考虑本校本专业的学科传统和优势的基础上，对非遗学科的人才培养兼顾理论、技能和工作能力等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训练，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精英教育和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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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