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质文化转向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美国的解释人类学对英国的社会功能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促使了英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复兴。结构主义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都关注仪式实践、象征和神话研究，这为人类学研究物质文化提供了启发。伦敦大学学院(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的人类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和迈克·罗兰(Mike Rowlands)等人接受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Structural Marxist Anthropology)思想，把结构主义的宏大叙事和解释人类学的细节阐释，以及象征人类学的符号意义结合起来。他们批评功能主义人类学静态的社会结构和美国新进化论人类学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唯物主义。他们提出要关注社会关系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这样可以克服物质与观念之间的二元对立。[15]英国的人类学开始研究人工制品和环境建造的风格、形式和设计，并研究这些物质要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意义。[16]他们把物质文化看做一种类似于语言一样的交流体系，但又不能简化为语言。[17]这样，英国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结合起来，其研究重心也从关注“技术”、社会功能到关注“物质文化”的社会意义，最终导致“物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念的出现。这种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积累和发展，最后形成了丹·希克斯所称的“物质文化转向”。[18]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系和剑桥大学的考古学系逐渐成为英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两个中心，推动了英国人类学的物质文化转向。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的创建者是人类学家达雷尔·福德(C. Daryl Forde)。他十分关注物质文化，认为物质是社会中最基本却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该系设有人类学的四个分支，即社会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物质文化的考古学，这与英国传统的社会功能人类学很不一样。该系收集了大量用于教学的民族志实物，成为英国大学中第一个拥有大量物质文化实物的人类学系。达雷尔认为，学生应该通过具体的实物来了解它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并被使用的，这也是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的途径。[19]

　　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皮特·阿寇(Peter Ucko)担任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系主任，他继承了达雷尔·福德的传统，在促使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的物质文化研究团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重新强调对物质的重视，主要运用拉康的理论来分析物质文化，把物质看做是能指的在场，研究其所指的意义。皮特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物质文化的研讨班，他自己主持了对男性阳具的跨文化研究，引出了物质文化研究中存在着男性偏见的系列问题，这在过去的人类学中是很少讨论的。露丝(Ruth Olendziel)借鉴了女性主义理论，讨论技术、文化与性别的关系，证明了内化了社会关系的人工制品是深受男性偏见的结果。这种偏见是与工业现代化、进步的观念和殖民统治相联系的，过度强调了男性的物质生产是以女性对物质的使用和消费为代价的。女性主义的分析还把物质文化与消费联系起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才对消费进行研究，这也是受到了英国符号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影响。其著作《物的世界》[20]使人类学家对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趣进一步被激发出来。此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福格(Anthony Forge)也对物质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安东尼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结合起来，用于对原始艺术和社会的研究。他认为对物质的“图形”(iconics)研究和物质的分类应该与其文化意义和美学研究结合起来，要把风格看做是一种视觉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21]安东尼的研究影响了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为他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原始艺术提供了理论来源。[22]

　　在剑桥大学考古学系，新一代考古学家们希望建立一种能够解释物品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的考古学。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剑桥考古学受到布尔迪厄和安东尼·吉登斯的实践理论的影响，把他们的“能动性”(agency)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社会学思维模式，引入了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古学家伊安·霍德(Ian Hodder)和他的学生们受布尔迪厄的“习性”(habitus)观念的影响，发展了新的“语境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丹尼尔·米勒在离开剑桥到伦敦大学学院任教后，受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思想的影响，和他的学生们发展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消费人类学。吉登斯的思想为理解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建构关系提供了一种“双重结构”模式。在霍德和米勒所发展的新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他们都采用了吉登斯的“物品域”(object domains)和布尔迪厄的“习性”的概念来分析文化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霍德的语境考古学和米勒的消费人类学共同构成了英国考古学和人类学中的物质文化转向。[23]20世纪80年代，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考古学的新研究”系列著作，霍德的《行动中的象征：物质文化的民族志考古学研究》[24]和米勒的《作为类型的人工制品》[25]两本著作，奠定了英国考古学和人类学中的物质文化转向的基础。

　　在《行动中的符号：物质文化的民族志考古学研究》一书中，霍德以非洲东部地区的一些物品中的装饰符号为例，考察了物质文化中的种族身份与设计风格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物质文化中的不同符号，不仅反映了该社会的文化，而且反映了这些物品在社会生活中是如何被积极的、有意义的使用。霍德还注意到，物质文化在建立和维持种族边界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文化不是人类适应社会的一种外在的方式，而是一种有意义的建构。人们按照群体的策略、信仰、观念和意识形态，经过物质文化这个载体被转化成了该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26]米勒的《作为类型的人工制品》研究了印度中部乡村的陶器，他关注的重点是当地人关于类型的认知观念是如何与当地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米勒发现物质文化产品反映了人们的分类过程的组织原理，通过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能解释不同时期的物质文化的变化。米勒和霍德通过对物质文化的关注，超越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那种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简单化的分类工作，他们用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了考古学的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和考古学走向了两种完全不同路径的物质文化研究。人类学和考古学都把物质文化作为其研究对象，但二者所做的田野领域不同，人类学关注当代世界的物质性维度，考古学则关注人类过去的史前遗物。米勒把结构主义和实践理论结合起来发展了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把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志方法运用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研究，[27]走向对现代消费的物质文化研究，成为了当代英国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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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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