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巴金、老舍创作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幸运，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进入发展期的标志之一。他们如何结缘儿童文学？ 如何看待儿童文学？ 他们创作儿童文学成功吗？

　　1922年，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出版。沈从文在这部作品启发下，想写中国的阿丽思，“给我的妹妹看”（沈从文语）。1928年，沈从文在新月书店出版了《阿丽思中国游记》。这部作品文体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长期以来不被视作儿童文学。沈从文的初衷是写给孩子看，试图通过阿丽思和兔子傩喜在中国都市和农村的经历，把中国的众生相，包括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底层人民的饥寒交迫等暴露给读者。越写到后面，作品越不像一部童话。这部作品，沈从文自认为是“失败的创作”，在《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中坦诚道：

　　我把到中国来的约翰·傩喜先生写成一种并不能逗小孩子发笑的人物，而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了不少。这个坏处给我发现时，我几乎不敢再写下去。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我是当真想过另外起头来补救的。……在本书里，思想方面既已无办法，要补救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处理上风趣上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的读物。可惜是这点希望又归于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我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是不求它好，是求也只有这样成绩，真自愧得很。

　　自承“失败的创作”，曾想“另外起头来补救”，也就是改为大孩子的读物，甚至是成人读物，然而最后又归之于失败。所有的难点正在于沈从文所指出的“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这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普遍难题，也就是处理好“儿童的”与“文学的”二者关系。可见儿童文学创作的门槛很高。

　　巴金对儿童文学介入得要比沈从文深一些。

　　1929年2月，巴金在《读〈木偶奇遇记〉》中说：“不满意本书之带有很浓的教训主义色彩（我以为童话不应该带有教训主义色彩的）……”明确指出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观：“童话不应该带有教训主义色彩。”

　　1931年夏，巴金创作小说《雾》。《雾》的主人公周如水是一位留日的童话作家，他说：

　　我以为童话便是从童心出发以童心为对象而写作的一种艺术。这童心记得有人说过共有七个本质，就是：真实性，同情心，惊异力，求职心，爱美心，正义心。我一位这话并不错。这几种性质儿童具有得最完全，而且也表现得极强烈。童心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有这几种性质存在的缘故。因此我便主张童话不仅是写给儿童读的，同时还是写给成人读的，而且成人更应该读，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回复到童心。童心生活的回复，便是新时代的萌芽。

　　且不论巴金是否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的儿童文学观，也不论巴金是否赞同主人公的儿童文学观，单从周如水介绍他的儿童文学观看，巴金肯定已经对儿童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不然他不能为主人公说出这一段“童心论”。

　　1932年8月，巴金出版中篇小说《海的梦》，1936年再版时，巴金添了一个副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这是巴金第一篇略带童话色彩的作品。在一次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海的梦》时候，巴金说“童话就是‘莫须有’的故事”，抓住了童话重在想象的本质。巴金真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始于1934年12月，当时他读了鲁迅翻译的森鸥外的《沉默之塔》，又想起爱罗先珂童话《为跌下而造的塔》，于是受到启发而创作了第一篇童话《长生塔》。1935年冬，巴金创作了《长生塔》的姊妹篇《塔的秘密》。1936年秋，巴金创作了《隐身珠》，这是根据四川关于孽龙的民间故事改写的，发表时标明为“长生塔之三”。1936年冬，创作了《能言树》。1937年，这四篇童话结集为童话集《长生塔》印行。

　　巴金在《关于〈长生塔〉》中说：

　　我的《长生塔》就是从爱罗先珂的两座宝塔来的。不过爱罗先珂的塔是两个互相仇恨的阔少爷和阔小姐花钱建筑的，为了夸耀彼此的富裕，为了压倒对方，为了谋取个人的幸福，而结果两个人同时从宝塔上跌了下来，跌死了。我的童话里的长生塔是皇帝征用民工修建的，他梦想长生，可是塔刚刚修成，他登上最高一级，整座塔就崩塌下来……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说实话，我是爱罗先珂的童话的爱读者。……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类爱”的思想一半、甚至大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四篇童话中至少有三篇是在爱罗先珂的影响下面写出来的。……今天的孩子的确不容易看懂我这四个短篇，它们既非童话，也不能说是“梦话”，它们不过是用“童话”的形式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我的朋友用看安徒生童话的眼光看它们，当然不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