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先生后来曾谈到为何选择发掘西阴村遗址。“我们这样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二是发掘过去不知名的埋藏,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三是仰韶文化的发现,已排除了对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怀疑。”除了上述原因,夏县传称夏墟,在此发掘与李济先生最初寻找夏代的设想也有一定联系。

　　1926年10月,李济和袁复礼等先生再次来到夏县西阴村,10月15日,西阴村遗址正式开始发掘,地点在现在的西阴村北。这次发掘耗时近两个月。在发掘中,李济先生创造性地使用了探方发掘法,这样便于控制和观察下挖的叠压地层剖面。他们用层叠法记载一切看见的物件。由起点下行第一公尺叫A层,第二公尺叫B层,依次递降,用英文大写字母做标记。每一大层又分好多小层,用英文小写字母表示。他们还发明了“三点记载法”,就是把探方的东西向叫X线,南北向叫Y线,下挖的深度(即下行线)叫Z线。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所做的工作,不能说是完美的,但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如探方发掘法、三点记载法(即三维坐标记录)、按层位采集陶片等方法,直到今天我们在田野考古发掘中仍在使用。所以说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来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收获很大。1927年初,他们把发掘出的遗物及物资装了几十箱,雇了9辆骡马大车,从夏县拉到榆次火车站,再转火车到北京。夏县到榆次他们走了9天,在运输途中,沿途百姓看着两个年轻人和一个车队,车上箱子里装的东西沉重,以为是什么宝贝。到了榆次火车站时,被官方截住,开箱检查。结果开一箱是“破烂”陶片,下一箱还是,第三箱又是。往北京运送这些“破烂”,检查人员觉得奇怪又无语。他们不懂也正常,因为这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的收获。考古,在当时还不为公众所认知。

　　半个蚕茧和石雕蚕蛹

　　李济先生发掘的西阴村遗址资料早已公布,影响深远。这批发掘材料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出土了半个6000年前的蚕茧。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描述:“我们最有趣的是发现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看,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极平直。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这半个蚕茧无疑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李济先生对其极为重视。上面已经提到他回清华后请生物学家刘崇乐教授把关,1928年访问美国时,他又把蚕茧带去请华盛顿史密斯研究院的专家进行鉴定,其结论也是肯定的。但还是有学者怀疑其可靠性,理由是6000年前的蚕茧保存至今除非有特殊的条件。李济先生也一直比较谨慎,虽然在他的若干部著作中都提到这枚蚕茧,也提出了几点推论和思考方向,但并未下肯定的结论。那半个蚕茧从最初陈列于清华大学考古陈列室,后移交“中央研究院”,再归“中央博物院”保存,最后迁台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几十年来,该标本基本深居恒温恒湿的库房,唯恐出现意外,展出的展品都用复制品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