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诗庄词媚，是就诗词各自的题材和风格而言的，诗词两体的这种差异，几乎已成为常识。这种常识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人们对诗词各自应用场域的认识，苏轼遭遇的一场诉讼就证明了这点。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指控用以讽刺新法的文体全是诗，而没有一首词。显然，在事关政德的场合，只有庄重的诗才能胜任，妩媚的词只有退避了，可能词都从来没有进入办案人员搜集证据的范围。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的大事，材料非常多，本文不拟对前因后果辞费，另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予以考察。

　　日本学者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认为诗案很大程度上与新兴的雕版印刷媒体有关。北宋仁宗朝以来，雕版印刷业全面繁荣，此前的作家（比如欧阳修）基本是去世后才刊印诗文集的，而苏轼是第一个实现了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合作的诗人。苏轼得到了印刷传媒的强力加持，言论影响力大为提高。当时的御史台之所以要弹劾苏轼，可能不止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批判朝政的诗歌这个事实，更是因为那些诗歌被各种媒体刊载并广泛传播这个社会现象，从朝廷的角度看，影响非常恶劣！ 乌台诗案因此成为第一件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案件。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从元丰三年到七年，苏轼居留黄州五年，有学者指出，此一时期苏轼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词多诗少”现象，本文拟用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和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统计苏轼黄州诗词的数量，对此说法加以验证。

　　据《苏轼诗集》，苏轼存诗2623首，其中编年诗2352首，黄州诗170首，占编年诗的7%，占诗作总数的6.5%；据《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存词331首，其中编年词292首，黄州词78首，占编年词的27%，占词作总数的24%。从另一个角度看，苏轼编年诗创作年限自1059至1101年，凡43年，以编年诗总量计算，平均每年写诗55首，黄州期间每年写诗34首；苏轼编年词创作年限自1064至1100年，凡37年，以编年词总量计算，平均每年写词不到8首，而黄州期间每年写词达16首。综上，居黄期间，从绝对数比较，诗仍多于词，但把黄州放到苏轼整个创作生涯来看，可以认为“词多诗少”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出现“词多诗少”现象的原因，是可以合理推测的。苏轼因乌台诗案，成了心有余悸的惊弓之鸟，对写诗有了心理障碍，在黄州期间写与友人的书启尺牍中，他常常对求诗者说“不复作”“不敢作”，还总结出“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样的教训。但对词却不一样，不但自己写，还与友人唱和寄赠，苏轼对诗词态度不同，其实还是缘于“诗庄词媚”的观念，当然苏轼不认为词一定媚，但词终究是游戏的、消遣的、不会惹祸的，所以“作小词不碍”。

　　虽然如此，黄州词背后仍旧影绰着乌台诗案。黄州词写梦很多，如“人生如梦”（《念奴娇》）、“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醉蓬莱》），这些梦恐怕更多是对现实的幻灭吧。“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的“缥缈孤鸿”则把受到伤害后的疏离惊悸、忐忑不安、冷寂疑惧的敏感心理刻画入微。面对伤害和幻灭，人能做的其实不多，或者是从现实抽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或者是以旷达的心理暗示重建日常的价值，“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元丰七年得知遇赦量移的消息，苏轼写于黄州的最后一首词还在说“归去来兮，吾归何处”（《满庭芳》）。真正摆脱乌台诗案的影响，重建起心灵秩序，是在苏轼离开黄州之后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

　　元丰七年春天，宋神宗亲笔诏书，把谪居黄州的苏轼调到汝州。黄州到汝州这一路走得不容易，先是王朝云所生的幼子苏遁卒于途中，又因路费短缺一家人在常州、泗州留滞了很长时间，春节都是在泗州度过的。苏轼去泗州的一座寺庙里洗澡，写了两首《如梦令》，这个词牌此前叫《忆仙姿》，因其最初是咏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传说的，苏轼嫌原名俗，给改成了《如梦令》：

一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 居士本来无垢。

二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 俯为人间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