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宋人笔记《避暑录话》记载，苏轼入狱，未知生死，让大儿子苏迈探听案情，如果听到宣判死刑的噩耗，就送一条鱼到狱中。哪知一个月以后，苏迈离京借钱，请亲戚送牢饭，亲戚误送腌鱼。苏轼见鱼大惊，写绝命诗寄给苏辙：“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诗意很明确，先说将家属托付给苏辙，又说但愿来生还能跟苏辙做兄弟。

　　常有学者以“宋朝不杀士大夫”为理由，怀疑以上两段记载的真实性。其实宋朝皇帝从来没有“不杀士大夫”这条祖训，不信可以翻翻《宋史》：宋神宗曾将文官李逢凌迟，宋哲宗曾将王安石的外孙吴侔凌迟，宋钦宗派人杀死了蔡京的儿子蔡攸，宋高宗砍了太学生陈东的头，又将“篡位”的大臣张邦昌赐死。到南宋中叶，更有宰相韩侂胄、大臣苏师旦、状元华岳等人被杀……所以在乌台诗案里，只要皇帝真的动怒，苏东坡绝对难逃一死。

　　苏东坡怕死吗？当然。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喜生畏死是人之天性，就连苏东坡也不例外。但在小命难保之时，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苏辙。

　　不过还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宁可罢官也要为苏轼求情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驸马王诜、苏辙的上司张方平、苏轼的同乡范镇、苏轼的同学章惇、苏轼的学生黄庭坚、黄庭坚的舅舅李常、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些人都是官员，有的还是高官。后来苏东坡出狱，流放黄州，这些求情者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降级，有的被罚款。

　　比哥哥成熟，但也比哥哥迂腐

　　比较哥俩的性格，苏东坡更加直率，更加幽默，更喜欢开别人玩笑，所以树敌较多。苏辙呢？少年老成，城府较深，所以在后半生升官更快。

　　宋哲宗在位时，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兄弟都得到重用。苏轼从杭州知州升礼部侍郎，又从礼部侍郎升礼部尚书。苏辙从户部侍郎升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升尚书右丞。宋朝搞的是群相制度，朝堂上一群宰相，其中“尚书右丞”只比“尚书左丞”低半级，相当于副宰相。到这时候，苏辙的官位已经比苏轼高了。

　　苏辙为什么能做更大的官呢？因为那时候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并非宋哲宗，而是高太后。高太后非常谨慎，所以更喜欢生性谨慎的苏辙。

　　但苏辙有时候又太谨慎了，谨慎到了简直欠揍的地步。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公元1091年六月，西夏十万大军入侵陕西，屠戮军民万余人。高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另外几个宰相都主张出兵反击，苏辙却极力反对。

　　苏辙说：“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出兵先看占不占理，如果我方不占理，坚决不能出兵。苏辙又说：“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西夏干什么出兵十万来打我们呢？因为我们对不起西夏。苏辙还说：“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边疆守将跟西夏交战，属于贪功生事，于我大宋不利，朝廷应该申斥守将。

　　其实西夏一直在攻打北宋边疆，王安石变法时期成功反击，夺回失地，还修筑了许多堡垒。司马光一执政，不仅将那些土地拱手送给西夏，还拆除了绝大部分堡垒。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苏辙继续坚持绥靖政策，处处对西夏退让。他真实的想法其实是：西夏可以不遵守约定，我们大宋不能不遵守，因为一打仗就没好果子吃，“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苏辙《颍滨遗老传》）假如我们穿越到宋朝，给苏辙解释“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这个道理，他不但听不进去，还会骂我们“贪功生事”。

　　等到高太后薨逝，宋哲宗亲政，苏辙的相权很快就被剥夺，为啥？不仅是因为宋哲宗想要改换朝臣班底，也是因为少年皇帝年轻气盛，早就对苏辙的绥靖外交反感透顶了。

　　弟弟为啥没钱买房？因为厚嫁了五个闺女

　　假如抛开军国大事不谈的话，苏辙倒显得亲切可爱，像个真正的暖男。

　　苏辙有几首诗提到买房的事，其中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是：“我老无定居，投老旋求宅。”另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是：“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还有一首七言诗：“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诗意都差不多，都是说自己到晚年还没有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