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韩愈志》云：“碑志文有两体：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文选》《文苑英华》诸碑多属此宗；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宋八大家以下多属此宗。”韩愈以后，欧阳修等人扇扬余烈，为避免因铭功颂美而落入谀墓的俗套，更强调史家笔法，追求碑志创作的实录和道德教化精神，反对将碑志当作为墓主歌功颂德、抒发个人主观见解的俗文。比如在写尹洙、范仲淹时，尽管墓主家属一再要求改变事实拔高墓主，但欧阳修坚持“简而有法”“事信言文”的写作准则，始终不为所动，又作《论尹师鲁墓志》《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予以说明，感慨“修岂负知己者”。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得到王安石、曾巩和苏轼等名士的响应，各自身体力行，创作古朴和雅、平和蕴藉的史传性正体碑志文，这就进一步扭转谀墓流弊，使得碑志文从简单的礼俗应制转向深层的明道思理，最终走上良性发展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