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遗产从业者对政策的反应及几点总结性思考

　　在本文中我试图通过这些例子，讨论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制定作为一种手段，增强公民对“危机”的抵御能力，并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制定国家战略与发展方案，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当地市场。现代文化遗产局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它通过“提高人们非遗认识”的活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希腊，并与市场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活动作为传承和传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战略的一种方式，激励遗产从业者为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保护计划，通常将他们与市场联系起来。目前，希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大多数项目都在保护计划中涵盖了市场化。然而，这是提交列入表格者的个人决定，并不是现代文化遗产局强加的。“诵唱艺术”、“希腊的都会音乐”以及“扎戈里和科尼萨村庄的神圣森林”,并不像希腊国家级非遗目录中的大多数项目那样与市场有联系，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当地遗产从业者萌生了振兴木质造船技艺的兴趣，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博物馆，作为推动当地非遗保护的场所，来自国家战略的支持又推动这一博物馆进一步发展。同样，在扎戈拉农村合作社这个案例中，市场是预先存在的，当地遗产行为者将它作为对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战略的连接点。扎戈拉选择通过申请非遗，将他们已有的遗产实践进行调整，并用新的术语建构新的形象。传统技艺和表演的遗产化提升了它们在“遗产”这个标签下的地位，旨在增加它们的“可销售性”。与此同时，它有助于消除它们的市场化可能带来的任何负面联想。在希腊，从被认为是“传统”的东西中谋得经济利益是经常受到批评的，表演项目尤其如此。

　　因此，在希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遗经常被用作一种手段，帮助希腊人抵御来自媒体的负面信息。例如，扎戈拉人会强调自己的“合作和团结”以及收获作物时的“辛勤工作”。对遗产从业者来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意味着对其特殊性的一种认可与来自国家层面(或潜在的国际层面)的承认,这表明对希腊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在他们身上不起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遗将地方遗产工作者与国家官员联系起来，让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合作。这似乎并不常见，因为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时候，国家通过官方机构促进公益事业时，会在机构内外造成冲突，各机构各行其事。由于各自目标不一致，结果往往偏离国家代表的预期。然而，在本文讨论的案例中，如木制造船的案例，我们发现当地的遗产工作者，例如木制造船者和博物馆代表与国家官员合作，以获得资金来使设计的保护政策落地，创建新的体系，例如技术学校，以向其他人介绍木制造船。此外，他们试图保护木船免受破坏，并打算重新解读希腊管理部门对《欧盟职业捕鱼管制条例》的解释。

　　在上述情况下，所谓的“希腊危机”导致了一种紧急情况，这种情况是一种“逐渐形成的状况”,激励人们迅速行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并进行合作，以便为他们的日常问题找到迅速和切实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的非遗公约在希腊危机时期的实施，为潜在的变革、改善当地遗产工作者和他们身边人的生活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方向。通过这种方式，遗产从业者旨在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要重拾失去的骄傲和尊严，摒弃消极的刻板印象，强化其积极的形象。这项工作是通过地方遗产工作者与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合作进行的，他们做出集体决定，试图在这漫长的危机中为自己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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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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