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体观与“萨满情结”：民俗医疗体系的思想基础

　　“医学由于涉及人的生活和生命，它的基本理论往往也简化为人们的日常观念，塑造成一般人的心态。人类历史上因生老病死而缔造的文化、宗教之外，医疗毋宁占绝大的分量。”红瑶社会的医疗、文化与宗教都因身体和疾病结合成一个思想系统，身体观和疾病观是宇宙观的一部分。传统民俗医疗不具备精密的医学理论，而是内化为被社会认可的常识和“社会心态”，这是“神药两解”医疗体系产生和流传的根本原因，是巫医治疗体系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用的前提，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论的“萨满情结”。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巫师，因为有“萨满情结”：“解释体系确定了疾病的各个发展阶段，从诊断直至病愈中，个人的虚构能力在这个体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对未知事实的虚构是建立在三重经验之上：首先是萨满自己的经验，他的身心有一种特定的体验；其次是病人的经验，不管他的病情是否有所好转；最后是参加了治疗的公众，他们从中得到了训练，受到感动并得到心智上的满足，这种感动和满足决定了集体的赞同。”红瑶巫医治疗在传统民俗医疗体系中占主要地位，依赖的也是这种“萨满情结”。对病因的解释和消解成为不被怀疑的、合理的传统知识，建立在师公、病人和民众三方对治疗仪式的信任和体验上。

　　首先是师公自身的体验。师公确信自己是沟通人和鬼神的使者，因为其不管是家传还是师传，都需举行传渡的入会仪式，经过49天的仪式隔离之后，才具有做师公的资格。师公传承的是一种经验性的传统知识，而非个人的臆想和创造。岭寨的师公由于是家传，即使自己不愿意做也不能违抗，因为他们相信传给外家族的人会给家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师公身上负有帮人修阴功、祛病灾的神圣使命，在施行所有的仪式时，他的身心都有特定的体验。最基本的任务是要请得神鬼，送走神鬼，以固定的念词和卦象为凭，并且都要请过世的先师相助。在与“厉害”的鬼斗争时，还要念护身咒隐藏和保护自身。

　　其次是病人的体验。虽然岭寨存在多种医疗体系，但就如杨焕兵所说，红瑶人相信一些疾病由命中带来或与触犯鬼神相关。绝大多数师公是不懂医药知识的，他们与神鬼打交道，安抚或驱散鬼魂，调整宇宙秩序，病人对他的这一能力毫不怀疑。治疗仪式的作用机制是一种心理暗示，由于红瑶人有相信一些疾病因命、神鬼而起的宗教观念，在仪式过程中，病人本身就怀有对效果的期待，治疗仪式提供了一个超越经验和身体苦痛的解释，使病人能心境平和地接受疾病，化解焦虑，转移身体病痛。即使疾病可能是本身逐渐恢复的，病人都认为是仪式的作用，心理包袱的卸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身体的康复。宗教和巫术治疗仪式都是“一件具体而实用的心理工具，使人度过一切重要的迫急关头、所有的危险缺口。使人的乐观仪式化，提高希望胜过恐惧的信仰。”

　　民众对治疗仪式的需要和依赖是巫医治疗体系存在的关键，反映了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红瑶人对传统知识的认同。社会对传统的无条件继承，大大强化了共同体的信念和对巫医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用细致入微的土著人的巫术实践描述反驳了弗雷泽的“巫术是伪科学和无效的技艺”论调，莫斯更进一步，他认为巫术是一种技术，或者说现代技术的前身。巫师利用他们的知识，“带来那些相互并不协调或者苍白无力但却表达了个人需求的姿势，而且由于它是在仪式过程中表现的这些姿势，所以它使它们具有了效力。”疾病治疗巫术对于有着共同信念的人群来说，就是一种有效的医疗技术，与草药医疗技术并存，逐步积淀为了解和调节身心健康的身体技术，融入红瑶人的生活方式中。

　　（本文刊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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