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是孩子们最喜爱的精神食粮，中国民间故事更以其丰富优美闻名于世，可惜至今还没有一本如同《格林童话》那样的书在公众中广泛流行。目前，有不少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尝试为孩子们编写和改写民间故事的读物，我十分赞赏，我认为，这一类的图书绝不能粗制滥造，急功近利，有教学基础的写作者可以先写出来，给学生试讲，或者也可以给乡民试讲，再集印成书，争取能做到雅俗共赏、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

　　至于怎样编写，能有所加工而又保持民间故事的本色魅力，这就是一个可供业界探讨的话题。我认为，《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和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就是典范。在中国，董均伦和江源合作的故事也可以与之媲美。

　　在民间故事的改编和写作中，《故事学纲要》《民间故事经典》等著作，《意大利童话》的作者伊·卡尔维诺、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关于民间故事的文章，以及董均伦、江源等前辈关于创作民间故事的论述，都在告诉大家，他们怎样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以为，创作者们最初不必急于改写故事，要先认真读书，同时也要广泛阅读中国精选的故事书，深入领会民间口头文学特质与艺术魅力，再来进行改写改编活动;而不能只是简单地找几篇故事来拼合——向孩子们口头转述这些故事是一回事，将它们改写成为文学创作成果出版又是一回事，这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磨炼才能实现的。

　　在学习和创作的过程中，多读一些中国各族各地的民间故事，不断从中吸取文化滋养至关重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就是一部中国的“故事海”，值得创作者们终身“享用”。这样大部头的故事书只能慢慢啃。同时，我建议大家多读一些中国民间故事的精选本，如贾芝、孙剑冰选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三卷本(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选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祁连休选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精选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郑硕人、顾乃晴选编的《中国童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刘守华、黄永林选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精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新近问世的由中国民协选编的《中国传统故事百篇》(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守华选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经典》(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诸多学人视作经典代表的故事约在百篇左右，创作者们若能烂熟于心，不论讲故事或编故事，自能得其神韵。

　　在阅读欣赏这些民间故事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著名故事讲述家——即故事传承人的代表作。我在《故事学纲要》中已评介了秦地女、黑尔甲、金德顺和刘德培这四位传承人，现在还可以加上辽宁的谭振山、山东的胡怀梅、山西的尹泽、河北的靳正新、四川的魏显德等。民间故事的讲述也是有个性色彩的，我们改写故事并非要突显某种个性色彩，而是要懂得语言艺术风格样式的多样性，正如画家要懂得运用多种色彩来作画一样。

　　民间故事的原生态是口头讲述，经文化人记录写定成为书面文本，才广传于世。我国长时期将这一过程称为“搜集整理”，但搜集整理缺乏科学规范性，忠实于原作的程度很不一致，以致精粗不一，真伪难辨，容易失去民间文学的本真性。在这一过程中，创作者需要以“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为标准，并将“科学性”置于首位来编纂，这就是“采录”的过程。“采录”是要忠实于它的本真形态的，但也可以采取“改编”“改写”乃至“再创作”等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现在一些创作者不直接采录民间文学传承人的口述故事，而是就已写定的故事文本作再加工，我以为叫“改写”较为恰当;阿·托尔斯泰和卡尔维诺笔下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和《意大利童话》就是这样的范本——在保持原故事基本面貌(核心母题、主要角色、主干情节)的前提下作适当文学加工修饰，应当被作为民间故事的一个新品种来看待。一位年轻作者在与我沟通时表示，他“不是拿某个故事作为题材，写一篇用于表述我自己的小说”，而“应该使每一个故事成为它们自己”，即延续它们“自己的生命”，其中包括尊重、保留原故事所含习俗信仰根基。我很赞同这一说法，只是要做到既不对原作生搬硬套又保持原作(并非某一单篇文本)的生命神韵，实际上是比通常的“整理”或自己独立编写故事的工作更为繁难。改写民间故事是一项既富有文学性又兼含学术探索性的工作，值得全力以赴。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搜集整理《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的李星华女士(1911—1979)，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女，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中学教语文课，上世纪50年代任《民间文学》杂志编辑，曾赴云南采风，从瑞青妈妈等故事家口中采录整理出《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书中，评述过其中的《两老友》等几篇。书中的精美故事和李星华女士献身于民间故事所获得的卓越成就，都是难能可贵的范例。(刘守华)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 2015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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