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无论是仪式中的行为，还是叙事中的母题元素，无一不是因地理、经济、政治以及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礼仪与母题不断修正或更换现有行为或元素以便适应新的社会状况。通过对近年实地观察到的仪式与叙事活动的分析，简论传统传承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这一对概念，对传统能经历各种社会冲击而延续发展或被摈弃提出有益思考与讨论。
　　关键词：仪式；入殓；故事类型；月老配婚；传统有效性；传统生命力
        作者：张举文，崴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美国西林 97301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是具有内动力而不断变化的，不是静态的。然而，为什么有些传统得以传承下来，有些被摈弃;有些会继续下去，有些正在消失?通常的共识是，对传统的传承在于实践者的选择。那么，实践者为什么会做出一定的取舍呢?因为他们选择对其有意义的传统部分。可是，这种意义是怎么决定的?是什么因素造成实践者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传承传统的自觉行为吗?是实践者的选择本身，还是传统自身决定了它的延续?实践者是传统传承中的媒介体还是动力?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讨论将有益于对现实的理解。本文基于一些案例，仅围绕可以有助于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一对概念——传统传承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从民俗学角度做简单讨论。

　　二、两个案例

　　(一)一个礼仪的创新：骨灰入殓

　　2005年7月，本人在辽宁省建昌县较偏僻的王杖子村观察了一次丧葬仪式。该村不象其他附近一些村子那样有较明显的信仰标志，如佛、孙悟空、基督等，自认为是“没啥特别的”传统的山区农耕村子。在仪式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新”的入殓礼仪，即骨灰入殓。

　　“入殓”是有两千多年文本记载的一个礼仪，即将逝者遗体浴后着装(小殓)然后置于棺内后封棺(大殓)，最后出殡下葬。《周礼》中“小宗伯之职”便包括“大殓小殓”，“丧祝……掌事而殓饰棺焉”;《仪礼·聘礼》中有“为之棺殓之……则既殓于棺”;《仪礼·士丧礼》中“奉尸殓于棺”;《仪礼·既夕礼》中有“小殓辟奠不出室…… 大殓于阼”;《礼记·丧大记》中有“小殓于户内，大殓于阼……”;《礼记·问丧》中有“三日而殓”等记载。这些记载都说明该礼仪是整个丧葬仪式中一个重要礼仪。时至今日，民间仍在实践和传承“三日而殓”的传统。

　　王杖子村礼仪的“新”是指传统的入殓是针对整个遗体，而在此所观察到的是针对骨灰。现代的火化不同于历史上的或佛教中的火化。这里的骨灰入殓相当于传统的“大殓”。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火化实践中常见的是将骨灰置于骨灰盒中，再将其(在城市)存放于灵堂(馆)或是(在农村)以土葬方式埋入地下。所以，在此所观察到的可视为一种新的入殓礼仪，具体进程是：

　　将火化后的骨灰以“接灵”礼仪接送到已经置于庭院的灵棚下的棺材边，然后再将装骨灰的红布包打开，根据骨灰中的一些块状判断是哪个部位，然后将其放入已经摆在棺材里的寿衣中的对应部位。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头部和四肢的块状骨骸。当然只有极少是可辨认的。执行此礼仪的是孝子和几个近亲。之后，将寿衣摆好，再置入其他随葬品，最后封棺，此礼毕。对此，当地人的说法是，不火化不行，棺材里没个整人也不行。这样处理了有棺材、有衣裳、有胳膊有腿，啥也不缺。

　　至于这种骨灰入殓礼仪从何时兴起，没人能说清楚。根据不同说法的判断应是近二、三十年兴起的。直到2009初，该地区偶尔还有土葬，是因为个别家有特殊关系，“钱花到了”。该县城里和乡里还有一些做棺材的家庭生意，说明需求还有。

　　(二)一个故事类型[“前定妻子”(Predestined Wife)]中的元素的形成与传承

　　2006年6月，本人听到“故事大王”谭振山讲“月老配婚”的故事[1]。这个故事他讲几十年了。当年，谭震山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是其中唯一的个人。

　　首先，“月老配婚”是个有文本传统的故事，谭震山的讲述可视为一个口述异文(variant)。一般认为，唐朝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约827 – 836)中的“韦固”(定婚店)故事是“前定妻子”故事类型的最早文本记载。阿彻·泰勒(Archer Taylor)通过比较全世界40多个变文和异文，将该故事类型的核心母题元素归纳为[11]：1)对一个出身低下的女孩的婚姻预言;2)未遂的谋杀留下伤疤;3)通过伤疤证明预言的实现。(但是，“月老”与“线”这些元素在唐初戴孚的《广异记》中已有出现，只是没有伤疤这个母题元素。)

　　该故事中“月老”与“冥书”和“红线”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是该故事类型在中国流传千余年的核心原因或动力。简单讲，“月老”在唐朝的文本化是此前上千年的历史、文化、信仰和伦理观发展的一个高度归纳的象征，这可以从这条线索看出：《诗经》多首歌中的“媒”以及“伐柯”的(象征)元素，《周礼》中的“媒氏”之职，《史记》中有关给张良兵书的“老人”的故事，《晋书》中“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所形成的“大冰”或“冰人”的象征，《广异记》之“阎庚”故事中预言并促成婚姻的“鬼”与其“线”，《续玄怪录》之“定婚店”中的“老人(月老)”与“赤绳子”，以及此后的多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如《太平广记》、冯梦龙的《情史》、《红楼梦》等)将“月老”与“红线”元素进一步巩固和流传，直至今日。

　　而与此文本传统对应的是口述传统。通过比较1980年代《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所提到的17个文本[2]，以及其他几位辽宁地区的故事讲述人的变文[1-2],[3]，特别是谭振山多次讲述的“月老配婚”的变文[3]，可以明显看出，“月老”元素不断突出，而“冥书”和“红线”元素则在所有的这些变文中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石头”或“土坷垃”。

　　上述两例可视为代表信仰行为和口头叙事传统在中国传承的事例。另外，海外华人与华裔的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实践也是讨论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诸多事例可探讨。有关的一些理论方法思考，包括对传统传承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的定义，本人有另文[4]讨论，不在此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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