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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杨]族群与社会文化互动论

二、移民与族群文化的嵌入

族群成员的归属和认同，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和族群边界为范畴。但是，每一个族群都会存在着情感归属、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社会分层和政治组织等认同形式，因此，族群认同又呈现出多种多样和多层次性的特点。每一个特定的族群成员，都可以根据其自下而上的族际族内环境而以自我为中心在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上选择各自不同的认同。这在移民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类型不同的文化，相互隔离的单一族群从其相对独立的状态进入交融渗透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活动的存在。移民迁徙往往会形成新的族群，但另一方面又传播了文化，为族际交往创造条件。香港、澳门不同的族群文化，就与不同时期的国内外移民有关。台湾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亦与祖国大陆移民负载的文化传播和移植密切相关。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每一个族群对于自己的来源或者某些遭遇有共同的记忆，都是该族群的共同记忆。每个人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会逐渐地获得他（或她）所出生的族群的历史和渊源，这种历史渊源会模塑他（或她）的族群认同意识［8］（P13－25）。不少学者认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往往通过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等形式反映出来。当然，民间宗教仪式同样集聚着族群的集体记忆或遭遇。虽然宗教信仰中也存在着神话，但神话与仪式的结构有所差别。“把仪式解释成表达可以用其他方式尤其是神话形式表达的另一种象征载体，就会忽视仪式本身的特色”，因为“仪式不仅是表达某些信仰的另一种方式，而且，某些事情只能用仪式来表达”［4］（P61）。在拉帕珀特（R.A.Rappaport）看来，讲神话所不为而举行仪式根本所为的，是详细说明举行仪式者以及他们举行者为何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一种不变的因素经过编码进入了仪式的结构，而这是神话所没有的［9］（P32）。仪式是形式化的，也是表达性的。仪式的重复性意味着它必将延续过去。“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4］（P40）。群体为个人提供了置身其中的定位记忆的基本框架，族群的共同历史记忆便是通过这种映射来定位。如果缺失特定的社会空间框架，那么，族群的集体记忆将难以存在。

王明轲先生认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族群个体因改变历史记忆而造成了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的变迁。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的弱势群体容易受到强势群体的影响而接受后者的记忆，并失去自身族源的诠释权；即便是在一个族群内部，次级群体之间也会相互竞争对本族群“过去”诠释的权力。换句话说，特定环境中的资源竞争和分配关系是一群人设定族群边界以排除他人或改变族群边界以容纳他人的基本背景，族群边界的设定和改变的基础在于共同历史记忆的建立和改变，这种建立和改变实际上是族群之间或族群内部各次级群体之间在争夺资源状态下对“历史”争论与妥协的结果；个人在群体中受到社会集体记忆的影响，族群、国家这种共同体则以共同的历史起源记忆来凝聚人群，根基性的情感使个人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以维护群体利益［10］。这实际上是场景论的族群研究模式。

族群历史记忆的改变与重组固然可以变更族群的社会文化边界，但族性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一个族群集聚在一个独特区域或者说是所谓的“族群岛”，族群边界的相对稳定必将持续，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亦将会强化该族群的群体认同意识。相反，如果族群散居于不同地域，其内聚力将会减少，族群之间的交流将更常见，其集体记忆的重组亦将势所难免。

移民群体往往将其原有的集体记忆和遭遇移植到新迁入的社区，当地资源的竞争与配置又往往会让他们重组记忆。港澳地区的华人族群和台湾地区的汉人族群主要是从闽粤等省迁移过去的。这些不同时期迁入的移民群体不仅带去了他们原有宗教信仰和习俗文化，并在其渡海、开拓、定居和发展的过程中建立或重组了族群的历史记忆［5］（P295－297）。港澳台的民间宗教信仰随着当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带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原本作为航海保护神的妈祖信仰后来逐步兼具财神的功能，这在港澳台地区妈祖诞辰庙会上的商业行为中表现的较为明显。关公也逐渐成为港澳地区警察祈求平安除恶和商人企求招财进宝的护佑对象。这种超地域、跨行业的多神信祀，一方面反映了当地民众趋吉避凶的功利心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当地族群竞争资源和重组记忆的社会现实。尽管这些记忆重组并不一定能够马上改变或弱化当地的族群边界，但它仍不同程度地将移民文化嵌入不同的族群之中。

移民族群的文化移植，在台湾地区的部分地名文化中有所反映。据研究，不少迁移台湾的闽粤籍族群曾将原籍的地名原封不动的搬到台湾。他们多以原籍县名命名他们移入的地区。例如，台北县有泉州厝、漳州寮，台中县有同安厝，嘉义县有安溪厝，台南县有诏安厝等。这些都是闽南的州县名，他们移居台湾后即以己州县名做乡村名。此外，他们还以故乡名作移居地的乡村名，如普江县东石乡人移居嘉义县后亦名东石乡，台北县林口乡亦是为了应对晋江县的林口乡。据统计，以大陆祖籍地名命名的台湾乡村有86个，其中福建51个，广东30个，其他省份5个［11］（P167）。这种故乡地名的移入，反映了他们维系族群记忆的文化特征。

总之，族群划分以族群认同为基础，族群认同又以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语言、宗教信仰及习俗文化等因素为基础；族群边界的扩延与缩小，取决于族群文化张力大小所导致的族群关系的变动。换句话说，族群、社会与文化实际上构成的是一种动态发展的互动关系。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01期，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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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