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山扮演的白老头

　　乌兰召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境内一座普通的蒙汉两族杂居的村落，每到正月中旬，村里都要举行神圣的“呼图克沁”仪式展演活动，驱疫纳吉，祈福禳灾，这一活动民间俗称“蒙古秧歌”，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这种发掘于1959年的民间祈祷仪式，在《中国民歌集成·内蒙古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内蒙古卷》和《中国戏曲志·内蒙古卷》中，分别被当做歌种、民间舞种和曲种来介绍。而它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变化，更让这种曾经带有神圣色彩的祭祀活动充满了喜剧性和商业气息。

　　市场化运作，经纪人登场

　　因为耳朵不好，李福山说话声音很大。他告诉笔者，李福山是他的小名，大名叫李青龙。“我建议你将大名、小名一并记下来，我的小名在周边这一带很是叫得响，知道我小名的人比知道大名的人还多。” 

　　据李福山介绍，“呼图克沁”仪式展演队目前村里只组建了一支，周边一些蒙古族村落中如有喜欢和相信“呼图克沁”的人，只要路程不太远，他们也可以去表演。“因为村里接的人家有限，组织一次演出的所有开销都得靠演出收入来支付，演出机会越多才不会白忙活。”

　　目前乌兰召村的“呼图克沁”完全由艺人自发组织，缺乏政府的支持。艺人们在举行展演时使用的道具、服装都是自筹资金。艺人们穿的服装非常破旧，作为本年度仪式的会首（组织者）、扮演主要角色白老头的金生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蒙古袍，由于穿得时间长了，略显发黄；另一个重要角色黑老头的扮演者郑国玉也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蒙古袍，而不是文献记载的白皮袄和黑皮袄。当被问到缘由，金生黯然说：“没有钱买。现在虽然总来人录像、采访，但没有一个人真正支持我们。现在敲的这个鼓还是我自己掏200多元钱买的呢。”

　　“为了使‘呼图克沁’仪式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今年除了我出面组织演出以外，还有一个叫郑国华的乌兰召村民也参与了。他是一个能言善辩、头脑灵活的人，平时就老往下跑，到各家各户收购猪、羊之类的牲畜贩卖，认识的人比较多，到哪儿都能说得上话。他本人不直接参与‘呼图克沁’仪式展演，但是他负责打前站，安排今年‘呼图克沁’仪式活动的时间和地点。”金生介绍道。

　　金生所说的郑国华，是乌兰召村九组的村民。据他自己讲，家里的耕地基本上是由妻子打理，她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雇佣别人帮忙，他一般是没有时间干农活的。郑国华很郑重地向笔者展示他的经纪人证书：“这是我的经纪人证。这个证书啥都能用，就像一个职称证书似的，是我们旗里培养的，咱们村里就我一个人。由内蒙古自治区工商局来人上课，经考试合格以后发证。”

　　当笔者问到演出经费的来源和收支等问题时，他很直率地说：“我们是自发的，村里有的时候也扶持一下。一般每年村里给四五百块钱吧。咱们有固定的组织，固定的成员，基本上形成套路了，用不着怎么排练。现在到每家去多少都能给点儿钱，也算有偿吧。不讲经济效益也不行了。”

　　春节期间，乌兰召村“呼图克沁”仪式展演从正月初七到正月十六共举行了10天，跳了27场，总计收入1600元左右。李福山说：“今年我和金生扮演白老头，是主要演员，我俩每人拿100元，其他人是平均分配的。经纪人郑国华跟其他人拿得一样多，每人88元。”尽管“呼图克沁”有市场化运作迹象，但辛苦10天，艺人最多的只拿100元，最少的拿88元。他们是民族民间文化最直接的承载者与保护者，如何保护还是一个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表演程序犹在，随意性加大  

　　根据文献记载，“呼图克沁”仪式展演包括5个程序：请神、敬神、驱邪、祝福、送神，但据笔者观察，如今的仪式展演，已经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有着严格的禁忌了。但是仪式表演者依然是5个角色：白老头、黑老头、曹门代、花日、孙悟空、猪八戒。

　　按照经纪人事先联系好的路线，换好服装、带好面具，完成请神程序的“呼图克沁”艺人们，敲鼓击镲，一路唱着《敖汉赞歌》，向第一户接“呼图克沁”仪式表演的鲁彩荣家走去。孙悟空、猪八戒在前边跳跃开路，其余的人横排在后，白老头居中，踱着方步边走边唱。

　　为了驱邪纳福，艺人们在院子里跳了20多分钟的“盘肠舞”，按照以往“呼图克沁”仪式展演的程序，盘肠舞之后应该进入主人家的正房里演唱吉祥赐福歌，留下孙悟空、猪八戒在院中，分别被主人带到马棚和猪圈，用自己手中的金箍棒和钉耙到处捅一捅，寓意消灾避邪。但扮演孙悟空和猪八戒的艺人被留在院子里以后，并没有接着表演，两人坐在院子中停放的一个马车上闲聊。后来笔者向艺人郑国军问起时，他说：“是应该有这个程序的，但现在有的人家已经没有马棚和猪圈了，所以慢慢地也就省略了，要是人家要求的话，我们也还是做的。” 

　　在鲁彩荣家的祝福和求子仪式结束后，艺人们唱着《青鸟歌》准备离开鲁家。按照以前表演的惯例，屋中祝福唱完以后，白老头的老伴曹门代应该被主人家挽留下来，白老头返回来唱《求情歌》。但这一次，曹门代的扮演者武政权却跟着大家一起从屋里走了出来。老艺人李福山说：“有的村民不懂，也没人过问。我们在不同的人家演出，有时程序上完整一点儿，有时可能就省略了。”

　　在仪式展演最后一项跳火送神表演之前，笔者特意请教了金生，他说：“面具是要烧的，以前有庙的时候我们都到村西边庙前烧，现在就在村外空地上烧，按理应该正月十六晚上七八点钟烧，但现在也没有规定，如果实在没有人接了，我们就按时烧，要是接的人多跳不完，就晚几天烧也行，反正面具是一定要烧的。”

“呼图克沁”展演队来到鲁彩荣家表演

 　　按照传统习惯，“呼图克沁”仪式展演每年必须连跳3天，于每年的正月十三至十六举办。笔者参加的一次仪式展演一共跳了10天，因为每天接的人家数量不等，最多的时候一天跳4家，少的时候一天跳1家。此次展演比以前举行仪式的时间提前了6天。艺人郑国玉解释说：“以前村里人少，接的人也少，跳3天就够了，现在村里人多了，接的人也多了，3天不够用，当然要提前了。如果接的人再多有可能还会推后结束呢。这个比较随意。夏天要是有人接的话，我们也跳，没那么多规定。” 

　　信仰变“热闹”，后继乏人

　　在仪式展演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表演的几个艺人中，年轻艺人会唱的歌比较少，除领唱的白老头以外，其他人都是合唱，整个展演过程中都是反复唱他们熟悉的几首歌：《敖汉赞歌》、《山梁上的多伦城》、《求情歌》、《青鸟歌》、《祭火歌》等。

　　艺人李福山说：“现在大家会唱的歌与以前的老师傅比起来少多了，也没有人家那种即兴编唱吉祥话的本事。我们经常唱的歌有4首。说实在的，以前许多比较长的歌曲，师傅往下传的时候已经传得不全了。而且我们现在一般也把稍长一点儿的歌缩短了唱，接的人家不愿意听，我们也赶时间。”

　　而在敖汉旗文化馆馆长吴谡看来，现在的“呼图克沁”，更像是农村的热闹。事实上也是如此。根据笔者的调查，村民中有两家为了求子而接“呼图克沁”的，都是爷爷奶奶代替儿子儿媳来求，缺少了以往求子仪式的那种神圣色彩，反而增添了某些娱乐的味道。而在今年乌兰召村“呼图克沁”仪式展演中，居然有一户汉族人家也接了“呼图克沁”，年轻的女主人对“呼图克沁”一无所知，更听不懂“呼图克沁”歌曲，她接“呼图克沁”纯粹是为了图热闹。

　　曾在20年前挖掘整理过“呼图克沁”的敖汉旗政协主席韩殿琮说：“现在人们的观念都变了，农民对生男生女呀，也不那么特别在意。‘呼图克沁’就变成一种娱乐了。原来的活动时间是正月十三开始，现在早早就开始跳了，跳的时间越长，挣的钱也就越多。营子里汉秧歌和蒙古秧歌之间也有竞争，你办我也办。现在是市场经济了，这也是一种促进。”

　　然而，传承问题依然是老艺人的心头之痛，金生说：“带徒弟？我咋不想呢。咋也得教教吧，别失传了。我就想找上几个蒙古族人，年轻一点儿的，蒙古语说得好的。但是现在年轻人多数都出去打工了，参与进来的那几个也不太理想，连蒙古语都说不太好。”

　　有学者对“呼图克沁”这一民族艺术形式的存在状态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在学者研究的影响下，乌兰召村的“呼图克沁”在当地小有名气。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内蒙古电视台和赤峰市蒙古语台的记者先后采访了“呼图克沁”的仪式展演，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村民对“呼图克沁”价值的认识和了解，但如何有效地传承“呼图克沁”，还有待于社会更多支持和关注。

　　（本文由西部人文资源课题组提供、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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