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从“民间文学”到“口头传统”的概念转换意味着范式的转换，口头传统理论方法论为我国民族口头传统文献的整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影像、录音、图片、民族志文本与口头传统文献整理相结合的操作方法，强调演述语境、文本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从而为民族口头传统文献的整理开辟了新的路径。

　　以“文学为取向”的文献整理倾向于文学审美创编

　　以“历史主义为取向”的东巴文献整理是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维度中展开的。东巴文献的搜集一开始与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命运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叶，为了适应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人类学学者奔赴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调查、搜集工作。深藏于喜玛拉雅山脉的东巴文献因其特有的“象形文字”、“原始宗教”、“苯教文化因子”等文化特征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据英国纳西学家杰克逊统计，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东巴经有21800多册，中国国内收藏约有13000册。其中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一人所购就达7118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单位和个人收集了3500多册，流入西方国家2000余册。从东巴文献的译注种类、数量、规模而言，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百卷本成果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可以说在百余年来东巴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相形之下，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经文献政治化、格式化特点比前者更为突出。具体来说，以“文学为取向”的东巴文献翻译、整理主要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80—90年代。

　　1958年以来，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曾两度对东巴经文在内的纳西族民间文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翻译和整理。《纳西族文学史》(初稿)的出版使纳西族文学在国内外民族文学之林中获得了相应的提升，在研究纳西族文学史中也具有开创之功。第二阶段以1991年出版的《纳西族文学史》为代表。此书中的东巴文学在整个纳西族文学史体例中占了主体地位，把东巴文学置于纳西族的历史发展背景中，与东巴文学的母体——东巴、东巴教、东巴文、东巴经予以有机联系、分析。第一次提出了“东巴文学”的概念，与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相并立，使东巴文学从原来民间文学的附庸身份中获得了独立。

　　在以“文学创作”为维度的文本制作过程中，东巴经典只是起到参考作用，不仅对原文语言、情节进行符合文学审美要求的创编，甚至主题也发生较大改变。

　　现有文献整理存在语境缺失

　　纳西东巴文献整理以1999年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为主，这一集20年之功的皇皇巨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仍存在以下几个不足。

　　全集不全。在具体的文本制作中出现了“全集不全”、“经典缺失”的问题。如《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仅收录了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境内的东巴古籍，而东巴文化生态保存较好的迪庆、宁蒗、四川木里等地的东巴经书付之阙如，同时丽江以外的国内外收藏的大量东巴经书也没有得到收录整理。

　　不同异文本的缺失。变异性是民间文学、口头传统的主要特征，同一口头传统文本，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传承人中存在着较大的异文性，而这恰好是构成一个族群内部文化多样性的表征，遗憾的是在这些成果中往往以一地、一人的“代表作”取代了其他异文本。如纳西族的《创世纪》、《黑白之战》、《鲁般鲁饶》，羌族的《羌戈大战》、《斗安珠与木姐珠》，彝族的《勒俄特依》、《梅葛》、《查姆》，苗族的《亚鲁王》等经典名篇的异文本在上述整理本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语音失真。主要指在制作文本时没有根据不同演述人及文本来源地的方言音系进行记录、译注，大多采取了统一的以一个方言为音乐标准，导致了音系失真的问题。如《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大研镇土语音系为标准，而《全集》中的东巴经书大多来自大研镇以外的宝山、鲁甸、塔城、鸣音等地。大研镇土语只有一套浊辅音，而宝山、鲁甸、塔城等地的土语则分为纯浊音和鼻冠音两套;宝山土语少dz、d?拮、f 3个辅音音位。各种经典读音中的纳西语各种方言音韵在一些研究中几乎都被抛弃殆尽。

　　语境缺失。民族文献大多源于口头传统，而口头传统往往在传统民俗活动的演述中得以传承，有着突出的文化语境与演述场域。但在现有的整理文本中，对文本演述的仪式类型、演述场域、演述者、受众者、版本背景等内容无从得知，如《全集》对所选经书的著述者、出处、搜集者、版本特征没有予以说明。喻遂生认为：“每本经书前，应详细记录版本学特征，如纸张、开本、色彩、装订、抄写人(若有的话，下同)、抄写时间、流传地区、入藏时间、现藏地点等，这对于研究东巴经的流传、发展、断代和分域比较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特征有的从《全集》中看不出来，有的靠读者自己去钩稽。”由此也带来了诸多对文本释读的误区及障碍，也损害了文本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影音图文”：东巴文献整理新路径

　　“影音图文”数据库是指对口头传统的录音、影像、图片、资料文本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档案仓库。该数据库建设分为三个具体步骤：田野调查与搜集、对调查与搜集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归档入库。可以看出，在数据库建设的流程中，田野调查与搜集是第一个环节，也是决定数据库质量的关键因素。田野点、田野报告人、调查方式、调查方案、调查者自身能力及团队协作决定着田野工作的质量。

　　笔者认为，东巴文献的整理可以通过对调查期间获得的第一手影音图文资料，在进行文献整理时，在遵循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所采用的东巴文、国际音标、汉字直译、意译的“四对照”基础上，加入了字释、五线谱、版本说明、演述语境、影音图文附件等五个方面内容，从而使东巴文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得到了有效保留。这种多种手段相互对照的东巴经文译注、整理方式保留了口头传统、演述语境、民族志文本的特征;同时，东巴文化的口头性与书面性双重特征也得到了完整体现。从中可以对经文的吟唱、内容、音韵有较为全面的深层解读，同时借助影音图文的文件的演述语境还原，达成了静态的书面文本与动态的影音文本的多重互证功能。影音图文构成了译注、整理经文的底本。五线谱、国际音标注音、直译皆源于影像、录音与现场口头记录文本，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口头传统文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尹虎彬在《口头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史诗研究》中提出：“利用口头资料，汲取当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营养，克服教条主义的做法，不照搬外国理论，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某种现成的理论提供证据。从中国的材料出发，解决中国的问题。目的在于争取在田野作业的操作程序、材料的搜集整理、编目和归档，学术研究的概念运用和问题意识上与国际通行法则接轨，研究要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这应是东巴文献整理及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时代赋予的学术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喻遂生]东巴经的解读已成为学科发展瓶颈

　　东巴古籍由具有独特图形及发音的东巴象形文写成，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2002年3月，东巴古籍文献成为第一批入选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之一；2003年8月，东巴古籍文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世代传承的东巴经典有3万余卷，但与我国其他世界记忆遗产项目多收藏于国内不同，东巴古籍文献大量散落在国外，收藏于十多个国家，东巴文化保护迫在眉睫。本期特别策划，我们邀请了相关学者就东巴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以及如何实现东巴文化世界共享等问题进行探讨。

　　纳西东巴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一支奇葩，以东巴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纳西学现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最近几年，东巴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显著的成绩。

　　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东巴文化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可以提出的措施很多，但笔者认为，基础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译注仍然是最基本、最紧迫的工作之一。材料是研究的基础，东巴文化的研究应从东巴经原典出发，才能提高其学术水平，避免那种辗转传抄演绎的无根之谈。但东巴经的书写有其自身的特点，东巴经的解读也有其特殊的困难，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一般的研究者特别是不通晓纳西语的研究者直接通读纳西东巴经，经书的解读已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面对越来越多的东巴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如何在经书和使用者之间架设一座便捷的桥梁，是我们当前亟须要做的事情。

　　“字释”是释读东巴文献的最好方式

　　所谓“字释”，是指对东巴文献进行逐字解释。为什么释读东巴文献要采用“字释”的方式？这是由东巴文献字词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东巴文在记录语言时，大多数经书都没有逐词记录语言，在文字排列时，多不成线性排列，还带有浓厚的图画色彩。

　　东巴经的传承是师徒口耳相传，东巴将经文熟记在心，做法事时背诵出来就可以了。东巴文的原始性、东巴经的特殊用途、东巴传承的习得方式决定了东巴经这种特殊的字词关系。对于东巴来说，经书只要写出一些关键词语，提示主要情节，就足以帮助他们“看图说话”。

　　为了帮助读者克服东巴经释读的困难，李霖灿等前辈学者创造了东巴经原文、国际音标记音、汉译、注释“四对照”的译注方式，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成为后来东巴经译注的范式。但“四对照”因体例的限制，都是整句记音、翻译，不可能对每个字都有详细的说明，也不可能指出在此处是字的本音还是变音，是词的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很难将东巴文献的字词分析落到实处。最早用逐字解释的方式译注东巴经的是傅懋勣1948年出版的《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该书译注分“经文”、“音译”、“意译”、“解说”四部分。“解说”是对文字的逐字解释，有东巴文单字字形、读音、释义等，有时候还有对文化背景的解释。字形有时有对结构、字源的解析，读音有时标明音变、异读、方音，假借字则说明本义是什么、为什么在此处用。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洛克在1952年出版的 《纳西族的那伽崇拜及其相关仪式》中，详细翻译了《署与神鹏争斗经》，包括经书图片、每句的标音、每句的英译，还有每个字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字释的形式。洛克1949年8月离开中国，他对经书的翻译，应该是此前完成的。可以推测，洛克采用字释方式翻译东巴经，应该是和傅懋勣同时的。

　　“字释”这一术语最早见于方国瑜、和志武1981年出版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该书《纳西文字应用举例》部分所举各例都分 “文献原文”、“字释”、“全句标音”、“全段句读和音译”四部分。“字释”解释文献每个字的形、音、义，包括字形结构、音变方音等、本义引申义。如果是假借字，则要解释其假借义和读音。如果有一字读多次、有字无词、借形字等情况，还要作出适当解释。“字释”在解释文献时每字单列一行，眉目清楚，所占篇幅根据内容多少伸缩自如，是目前为止释读东巴文献最好的形式，遗憾的是《纳西象形文字谱》所做的“字释”都是示例性的片断。

　　《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

　　囿于篇幅和工作量很大、字词句落实困难较多等原因，后来的东巴文献译注者都没有采用“字释”的方式，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东巴经“字释”本仍只有傅懋勣先生所作的两种。2011年，我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以下简称《字释合集》）获得批准，表明国家和学术界对采用“字释”方式释注东巴文献的认可和支持。

　　《字释合集》拟选取有代表性的东巴文献100种，以“字释”方式进行译注，每种独立成书，最终成果共100册。其中从前人“四对照”译本中选取50种，通过田野调查新记录民间收藏经书40种、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地契、账簿等）10种。

　　“四对照”译本中选取的50种经书，包括李霖灿《麽些经典译注九种》中的7种、丽江县文化馆20世纪60年代翻译的22种经书中的5种、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33种、《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中的5种；通过田野调查新记录的40种经书，包括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和洛吉乡15种；四川木里县俄亚乡、依吉乡、云南宁蒗县拉伯乡等地25种；应用性文献10种为宗教文献之外的独特类别。

　　以前刊布的东巴经书，多是丽江的纳西支系的经书，由此，这次新调查刊布的白地、俄亚等地的纳罕、汝卡支系的经书和应用性文献，在地区、支系和文献种类方面，是对原有经书文献的补充。

　　每种文献译注文本均包含前言、文献字释、文献简明字词典及索引三部分。最终实现合集的代表性、科学性、可读性、经济性和学术性。

　　《字释合集》是可为多学科提供服务的基础工程，对于民族古文献的抢救整理、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东巴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对于普通语言学、普通文字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将东巴文献变为便于使用的材料，减少初学者和研究者的困难，也为了减少重复劳动，有必要选择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献，按“字释”的方式进行译注，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材料。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学科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

　　《字释合集》可为《纳西东巴文大字典》、《纳西语大词典》的编纂积累材料。现有的李霖灿、方国瑜、洛克三部东巴文字典，最早的距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且各有局限，现迫切需要一本能反映最新研究成果，收字更齐全、体例更完备的字典。字形方面，应有正体、异体、适当的字源说明和方域差异辨析。语音方面，应有正读、异读、适当的方音辨析。释义方面，应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和适当的词源辩证。此外，还应标明出处，使读者可以复按。《字释合集》逐字逐词分析东巴文献，制作相应的语料库，且每篇文献都要编写简明的字词典，为研究者提供了较经济的基本典籍。

　　《字释合集》有助于民间现存东巴古籍的抢救和保护。据我们调查，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四川木里县俄亚乡等地，东巴文化保存较好，民间所藏经书都超过1000册，从未正式刊布。随着农村交通、通信的改善，这些地方的东巴古籍流失损毁严重，急需大力抢救。课题组收集调查和刊布这些地方的经典，可以提高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认识和积极性，推动东巴古籍的抢救和保护。

　　像东巴文这样形态原始的民族古文字，其经典的整理译注以何种模式为宜，学界已进行了几代人的探索。“四对照”本看起来东巴文献原文、国际音标记音、汉译、注释俱全，但使用起来，特别是外族学者使用起来仍觉无从下手，这促使我们对原有的各种译注模式进行反思。我们在长期的研究中深感“四对照”本的不足，认为将“字释”形式进行改进和完善，可能是使用效果和综合效益最好的模式。《字释合集》是第一次大规模东巴文献字释的实践，对于民族古籍译注模式的探索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1日第6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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