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宝卷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经历了早期佛教宝卷、明清教派宝卷和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三个发展阶段。它们的演唱形态和宝卷文本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发展变化。[15]演唱宝卷称作“宣卷”，见于明代民间教派宝卷。一般研究者多将“宣卷”理解作“宣讲宝卷”、“宣唱宝卷”，不确。宣卷之“宣”是“宣扬”的意思。“宣扬”一语，来自佛教俗讲，今存北宋开宝五年(972)张长继写本《庐山远公话》中，远公对僧善庆说：“商(上)来据汝宣扬，不若(弱)于道安，与我更说少多，令我心开悟，解得佛法分明”，“于是善庆为相公说十二因缘”;也简称“宣”，如《目连缘起》结束唱“今日为君宣此事，明朝早来听真经”。[16]早期佛教宝卷、明清民间教派宝卷都使用“宣扬”一语;民国年间苏州民间宣卷标榜“文明宣卷”，经桌前挂的桌幔上书“文明宣扬”[17]。

　　民间宣讲(善书)和清及尽现代民间宣卷(宝卷)，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为：(1)它们都以“劝善”为宗旨，许多故事两者都改编演唱;(2)形式上都是说说唱唱，唱词为“诗赞体“(七言和十言句式)。因此，单从民间宝卷和宣讲善书的文本，一般研究者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当代有人将此类宣讲善书文本编入宝卷目录。[18]有的研究者，更将宣卷(宝卷)同宣讲(圣谕、善书)混为一体，如马紫辰先生的《河南曲艺史程概要》[19]：

　　(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圣谕(宣卷)播于汝宁，当地文士并据以改编为通俗说唱。

　　高宗乾隆九年(1744)前，“讲圣谕”传入原阳县。同期，宣卷(宣讲)已在阳武县扎根。

　　仁宗嘉庆十一年(1806)宣卷(圣谕)传入信阳一带。

　　其实，由于两者有不同的历史发展源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某些相似之点，但它们在历史发展中即没有“源”与“流”的关系，在演唱形态和文本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别：

　　(1)宣卷与宣讲形制与演唱场合的差别

　　宣卷是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的组成部分，与“做会”结合在一起，在“佛堂”、“经堂”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合进行，故亦称“做会宣卷”。宣讲虽供奉着“圣谕”牌位，但对讲唱的场合，没有规定。可在厅堂内，也可在集市、广场。有的研究者介绍个别地区的“露天宣卷”，其实是在室外公众场合演唱的宣讲(善书)。

　　(2)宣卷与宣讲演唱形式的差别

　　宣卷时听众加入宣卷的演唱，在宝卷唱词句尾和唱佛号，即“和佛”(北方念卷亦称“搭佛”，各地唱和的佛号不一)。这是宣卷同宣讲在演唱形态上最突出的区别，但在宝卷文本中一般都不注出“和佛”。

　　(3)宝卷与善书文本的差别

　　1、宝卷在一系列仪式中演唱，它们在宝卷文本中一般体现不出来。保留在宝卷文本中的特点：清代北方民间宝卷文本，开头一般有“举香赞”“开卷偈”;南方民间宝卷文本比较简略，开始仅有“开卷偈”：“××宝卷初展开”若干句。宣讲(善书)文本的开场诗常标以“诗云”四句开始。

　　2、有些依据鼓词、弹词等唱本改编的宝卷，开始没有“香赞”和“开卷偈”，以散说开始;或以“盖闻”、“话说”领句开始。这类宝卷文本多为宣卷者的台本，在演唱时仍要加上“香赞”、“开卷”的套式。手抄本的宣讲文本在唱词前标注“宣”，散说前注“讲”字，宝卷中没有此类提，这是宣讲善书与宝卷文本最明显的差别，但许多刻印本杉树没有此类演唱提示。

　　(4)一般说唱故事的民间宝卷文本，篇幅都在万字以上，以一、二万字者为多。单篇的宣讲(善书)文本多是短篇，一般千字左右，多不过二三千字。清末和民国年间上海的书局曾出版了大量宣讲(善书)集，如清末章福记石印本《宣讲拾遗》、民国锦章图书局石印本《绘图宣讲集要》等。各地民间书坊也出版了难以数计的单篇本宣讲(善书)文本(木刻、石印和铅字排印本)，这类印刷本多是开本较小的小唱本。民间宝卷大量是手抄本，也有木刻和石印本，它们的开本较大。

　　近年来因为宝卷文本在各地旧货市场和拍卖市场上价格飙升，有人将宣讲(善书)文本涂改，书名下缀以“宝卷”(或与宝卷“捆绑”在一起)出售。这类作伪现象，时有所见。

　　(原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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