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贵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主办的“西南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关系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于2010年7月26日至29日在贵州贵阳花溪和贵州安顺吉昌村两地召开。此次会议云集来自加拿大、台湾、香港、北京、上海等地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众多知名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着眼，观照多族共生的中外思想和理论依据、多族和谐共生关系实证研究、区域人类学对话与西南人类学反思、跨族人类学的建设与发展、西南各民族的“他者观”与国家观、西南地方文献档案与社会历史变迁、物与人的跨区域流动、族性和性别与社会—文化空间、屯堡契约文书几大主题。作为此次“西南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关系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重要议程，《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及地方文献与屯堡历史文化学术研讨还另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万明研究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顾久教授、贵州民族学院杨昌儒教授等出席。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相关专业研究生三十余人作为第五届人类学夏令营营员到会聆听、学习。

　　2010年7月29日，在契约文书发现地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吉昌村举行的《吉昌契约文书汇编》首发式上，陆学艺、万明、纳日碧力戈、谢曙光就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及合集出版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社会效应发表讲话。在首发式现场，为契约文书持有者吉昌村民田应刚等17人赠送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一书。

　　陆学艺指出，吉昌契约文书的发现和出版，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它不仅是研究明清以来屯堡的经济社会变迁，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迁、农村社会变迁的珍贵资料，同时也对当下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过程、土地制度变迁和改革具有重要现实启发意义。纳日碧力戈(贵州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在讲话和接受采访时认为，吉昌契约文书存活在历史的文字与现实的口语之间，让人能够去重温过去的历史，了解吉昌村人过去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又如何在当下实践和创造未来的生活，从中见出当地老百姓对自己的地方性智慧、生存智慧乃至生命智慧的运用。就学术研究而言，吉昌契约文书的披露，使得学术共同体、出版媒体、政府官员、作为研究对象的契约文书和持有文书的当地人之间，构成多位一体的互动关系，形成一种学术研究的实践方式，可以推广到整个贵州乃至全国。谢曙光称赞在屯堡地区乡民社会吉昌村民保存契约文书的文化自觉，指出吉昌村发现的契约文书，对中华文化的不同族群呈现出来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法学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社会学里研究的社会转型等都能提供很多很好的佐证，将对经济学关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学关于基层社会变迁、社会学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人类学关于民族或族群和地域文化的形成研究等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能拓展和深化屯堡文化的研究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引发文化和学术的旅游，也能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首发式结束后，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吉昌村汪公庙共聚，就地方文献与屯堡历史文化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此次会议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彭文斌主持，由契约文书发现者贵州民族学院教授孙兆霞介绍契约文书发现过程，吉昌村支书胡维猛、契约文书持有者代表田应刚、协助发掘契约文书村民田应宽三人也到场，对吉昌村历史文化、契约文书保存和发掘的有关细节问题接受与会学者询求，另有数十位村民参加研讨会座谈。此后，会议转到对吉昌契约文书如何进行开发应用和学术研究的讨论。诸位与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万明认为，历史学正在尝试改变以往的一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当下进行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文本和遗存，还要走向历史现场。对于契约文书中的地契，与会学者对其可能的学术价值已多有谈及。但《吉昌契约文书汇编》的第六部分“汪公会记录”中，汪公会会簿上关于土地和庙产的情况更为值得关注。汪公会簿内容可能涉及民间社会的管理、土地制度等重要问题，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或许能发表更多重要观点，历史学家希望就此问题听到他们的声音。吉昌村汪公会会簿记录同样引起张佩国(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高度关注，其认为汪公会对汪公庙庙产的经营和对汪公的祭祀，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将其放置到屯堡文化的整体视野中考察。如果仅仅把汪公会作为一个历史经验来看，就有很多层面的东西，不可能剥离成很多东西，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汪公会对土地的控制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否则单看契约，难以说明问题。

　　王春光和万明、张佩国都共同关注作为基层社会的吉昌村社会结构和汪公会在吉昌村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功能。王春光和万明认为，汪公会可以看做是一个村委会，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社会，它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基层结构，隐而不显;张佩国认为汪公会是族权、政权、神权三权合一的组织形式。这是中国的历史，也是国情，对于现在村庄的管理也具有启发价值。另外，王春光从现代人的实用诉求出发，试图为当下对产权私有化的热烈争论向民间契约文书寻找历史资源内蕴的启示。地契反映的最重要问题是产权，从吉昌地契文书里可以窥见古代的产权和社会结构，地契上表现出来的产权转换，可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历史是当代人的历史，社会学是现代的历史，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把历史上的契约缔结跟现在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联系起来，历史能为当下提供启示。针对吉昌契约文书而引发关于乡村基层社会的民间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和调用问题，张新民(贵州大学文化书院院长，教授)发表了更为详尽的看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明清史学者更为看重大传统的文献，须知地方和国家的互动，地方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值得重视，重新发现地方的文献尤其是乡土文献非常重要。民间文书里反映出来的法律制度形态，也可以构成对西方的中国法学观的回应。许多民间契约由老百姓自己订立，一纸契约能够发挥相当效力。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民间法在国家法难以到达的民间社会空间里实现了低政治成本的社会治理。老百姓自发认同的民间法有利于各种各样的民间调解、化解纠纷和矛盾。据此，可以实现民间社会的重建。文书的搜集整理仍有待加强，张佩国和张兆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也认为在契约文书之外，可继续挖掘出版村落的其他文书，如族谱、汪公会会簿、科仪文书等等，可以整体观照各种文书，将之作为构成生活的不同元素去看待，在互相参照中进行理解。秦和平(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认为，契约文书再辅以口述材料，在作为研究资料时仍嫌单薄，应当查找相应的档案资料进行印证。

　　谈及文书发现之后的保管存放问题，龙宇晓(贵州大学教授)和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各执己见。龙宇晓认为吉昌文书与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模式形成强烈反差。黔东南的清水江文书在被文人发现之后，随之遭到绑架式的搜集，由档案馆、政府出面征集，引起一些社区里契约持有者的巧妙抵制或者反抗。吉昌契约文书发现者联合文物保护部门，在吉昌建立了新的模式，由社区为基础的自我力量为主导进行保管，这种对自我文献遗产的保护，形成相互监督的制度。并且，契约文书保管在当地，作为当地的历史遗产，可以转化成旅游资源，用以开展民俗文化旅游，能作为文化产业发挥正面作用。吉昌契约文书内容大多有关产权，而吉昌契约文书发现者采用电子扫描而非获取文书实物的方式搜集文书，较大程度地尊重持契人的文书所有权，无疑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当地人的一种做法。赵旭东则坚持人类学者惯有的反思立场，高度警惕隐藏于民间的契约文书一经学者发掘并公开印行发布，从而可能带来的消极社会效应。当地人各家自藏的契约文书一旦公之于众，可能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形成产权纠纷，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对此，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则认为，当事人具有历史地看待产权变更的认知能力，无须把这种潜在的危机夸大。

　　众多知名学者参与、多学科的交叉和整合、“走向历史现场”在文书发现地举行首发式并进行学术研讨等等诸方面都是本次会议的鲜明特点。（来源：中国网 ）

　　作者：汪青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2008级博士生
 

  文章来源：中国广播网 2010-09-02 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