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藁城市耿村的“民间故事村”现象已经通过各种媒体上诸于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作为耿村民间文学大普查工作的负责人，回忆起那段不平常的岁月，心情总是激动的。

　　事情是从1986年夏天开始的。耿村青年靳春利去当时的藁城县文联报告：“我们村讲笑话的人很多，是一个笑话村。”当时，县文联副主席剧谱一听就觉得非同小可。找一个故事篓子尚且不易，若有一个故事村那还了得！于是他就让人下耿村去看了看，听了一些人的故事，觉得靳春利报矿属实，便口头报告了当时任石家庄地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主任的我。我也及时向省里做了口头汇报，但省里认为事情要慎重，不要乱放卫星，闹出些笑话来。1986年12月下旬，河北省第三届文代会召开，我当选为省民协（原民研会）副主席，会上便与郑一民同志商量了耿村问题。1987年2月（正月初十），我便带上几个人，代表省、地民协和集成办去耿村进行了考察。在大故事篓子靳正新（靳春利之父）家中。20多位衣着朴素的农民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考察组讲述了一批傻子学俏、巧女、教书先生等方面的故事、笑话，又谈了这村的历史和讲唱风气。我感到，这的确是一座民间的文学的富矿，有一个人数众多、讲唱活动经常的口头文化群体。于是，如实逐级上报。4月上旬，中国民协靳玮同志前来考察。5月上旬，中国民协书记兼《民间文学》杂志主编张文、李凌燕前来考察，对耿村现象给予了肯定，提出要下大力进行深入挖掘，弄清讲述（唱）人和作品的底数。

　　1987年的5月15日，我在地委、县委领导的支持下，从藁城、行唐、深泽、辛集、赵县、元氏等县市抽调了十几个骨干，开始了第一次地县联合的耿村民间文学大普查。天上的太阳已经很毒，大家不怕天热，走街串巷，挨门挨户进行故事、歌谣、谚语搜集。有的村民一说就讲，但也有不少人不肯讲（唱），工作难度很大。我们住下的是未竣工的无窗新房，白天苍蝇嗡嗡飞，晚上蚊子轮着咬，草铺里还有跳蚤。大家形容说：这地方上有飞机，下有大炮。群众们还不理解国家搜集笑话有什么用，认为这是闲着无事瞎胡闹。但是，我们还是从讲唱骨干那里做起，用二十天时间，搜集到故事、歌谣500多首，还有一批谚语，歇后语；统计到能给我们讲唱者60多人，确定为大中型故事家（歌手）者18人。6月4日撤离时，大家和村支书一起在村碑前照了一张像，说这可能是历史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印到了耿村第一个集子和十几年后的《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上了。

　　1987年7月上旬，中国故事学会首届年会在承德召开。我带着耿村大故事家靳景祥、辛集市大故事家纪文道来到会上。主持人让我发言，重点介绍耿村。我大约用了一百分钟叙述耿村民间文化现象和普查挖掘经过，认为北方农村群体性讲述活动的存在可能的，也是客观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会上讨论十分热烈，相互争论十分激烈。最后总结时，上海姜彬先生对耿村故事家群体现象做了充分肯定。郑一民同志还要求大学抽时间到河北耿村来亲自看看。

　　同年8月已是农民挂锄钩的季节，我又组织了第二次耿村普查。然后将已经获得的作品和故事家小传等编选为《耿村民间故事集》第一集。此书一出，我执笔的《民族文化的奇观——耿村民间故事村》一文一发，又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一部沉甸甸的厚书是最有力的证明，“故事村”的称呼终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传开了。

　　1988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我又组织了第三次普查，到1991年6月初，先后共进行了八次地县联合的大型普查挖掘活动。共动用普查骨干40多人次，累计280多天，实际驻村工作日为2880多天。获得各种文字资料4900多篇，490多万字，其中主要是故事类作品，还有一批民风民俗资料。先后编印内部集成卷本五部。公开出版了《耿村故事百家》、《耿村民间文化大观》等专集、总集。我个人还写出了《耿村民间文学论稿》一书，于1989年9月公开出版。
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是中国民间文化事业，特别是三套集成工作的大幸，这一点比外国强。

　　1988年2月，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月份。河北省委副秘书长侯磊电话上告诉我们，说耿村现象已上报中央书记处，接着他便来考察，找我和县、乡、村干部座谈。3月13日上午，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亲自来到耿村考察，对抓好“故事村”工作做了指示。并当众宣布要在4月18日开个现场会，宣传耿村这个口头文化典型。

　　更令人难忘的是4月5日，国际著名文化专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金荣华教授在中国民协副主席贾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社长杨亮才、中国民协组联部副主任金茂年的陪同下来到了耿村。金荣华先生听了该村靳景祥、靳正新、王玉田、王仁礼、徐大汉、孙胜台、张 才才、梁银兰等23个人的故事和民歌后，即席讲道：“……一个村子能够成为故事村，不要说河北少，在全世界也很少！在一个村子里有那么多的故事家，我想这大概是全世界第一吧！别再说是全省第一，这是件可以在世界上值得骄傲的事！”并且当场为耿村题词：“胸怀耿村，放眼世界。”贾、杨等也题了词。晚上，贾老和金先生住在藁城县招待所，我们也随去了几个，又座谈到故事语言、故事家风格等问题，觉得收获很大。

　　4月18—26日，耿村讨论会（现场会）在藁城召开。贾芝、刘锡诚、刘魁立、张紫晨、许钰、张文、杨亮才、贺嘉和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省文联的专家、教授70多人出席了会议。大家通过听我的汇报，下村听故事，对耿村文化现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对耿村普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0年10月，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原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率领导浙江、江苏、山西、陕西、北京的专家学者参观了耿村。贾老第三次随行到来，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至今，耿村的张才才、侯果果、孙胜台等人还常提念起贾老和金茂年来。他这次来，说到1989年9月在匈牙利国际民间叙事协会第九届年会上介绍耿村的情景，使耿村人感到十分光荣，证明口头文学也可以为国争光，那就好好讲吧。

　　1991年5月11—17日，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藁城（石家庄）召开，来自德国、日本和中国名省市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成为耿村和藁城人民的难忘的盛大节日。我在开幕式上全面系统地汇报了耿村现象和五年多来八次普查的经过，又宣读了《关于“民间故事村”的内涵》一文。大家参观了耿村和赵州桥，又去太行山区行唐县杏庵村听了当地的故事。会后，由我和宋孟寅、郑一民共同编辑出版了《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在大会期间，那惊天动地的藁城战鼓，那精美的小节目，那乡音浓重但又令人捧腹的故事，至今还在我们的脑海中。

　　1992年7月上旬，我随李文珊同志为团长的河北文学艺术界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昔话学会会长、国学院大学教授野村纯一和立命馆大学教授福田晃等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大阪附近枚方市关西外国语学院召开的日本昔话学会年会上，我宣读了《中国赵州桥传说的艺术价值》。在京都立命馆大学的讲坛上，我讲述了中国的耿村‘民间故事村”现象。在东京市东洋大学进行的学术讨论中，我回答了日、韩、台学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主要是耿村问题。会后，日本爱媛大学教授加藤千代女士又多次访问耿村，美、法、加、台湾、香港的专家和记者多次前来考察。1997年11月，美国一个67人的观光团在耿村活动两天，提出捐助耿村小学。第二年9月，小学落成，美国史密斯先生一行前来剪彩。1999年10月22日，455万字的《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上中下三卷本）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到会讲了话。同年10月24日，另一个美国代表团一行24人访问耿村，提出资助大故事家靳正新的孙女到大学毕业。

　　耿村已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回想当年发掘它的文化现象的过程，是感到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中国文史出版社《民间文艺论集》袁学骏著， 2001年6月第一版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