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基于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文献，以重要事件和关键文件为循证线索，大致勾连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围绕文化与发展、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几个关联性问题进行叙事阐释，进而聚焦联合国系统先后推动的全球性发展议程，分析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际层面对文化治理领域形成的深刻影响，反过来从发展领域观察文化政策如何对接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进程，以期为国家文化治理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横向对接《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厘清基本来路与前行方向。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2030年议程》；国际文化政策

　　2021年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0周年的一个特殊年份。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尚未过去，国际社会所遭受的撕裂依然令人不安，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面临多重挑战。正是这个年份，以建设人类持久和平为使命的两大政府间组织——联合国（U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双双迎来了各自创立76周年的华诞，既要直面人类共同的灾变并拿出对策，又要从自身主要职能推进《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已确立的全球十年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文化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联域和问题域也变得意味深长。

　　需要说明的是，以询证方法（evidence-based approach）探究文化进入“发展”的国际议程，势必需要同时检视联合国系统尤其是教科文组织七十多年来的主要行动路线及其映射的国际政策背景，在错综复杂的文件中追索主要线程，必然面临诸多挑战。

　　引言：发展的文化维度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在如此庄严而悲壮的铮铮誓词中，联合国于1945年宣告成立。76年间，联合国始终以和平为己任，以发展为目标，以公平为要义，致力于“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提升“我们”——所有人——的福祉。为此，20世纪60—90年代，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大”）连续通过了四个“国际发展十年”战略。在此不短的进程中，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一道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创造了发展概念，形成了发展思想，修正了以单一经济增长模式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尤其是把社会公正和代际公平作为优先事项，不仅树立起“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也为国际社会培育了通过“可持续发展”走向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

　　然而，随着经济与发展、环境与发展、人权与发展、人口与发展、妇女与发展、粮食与发展、水安全与发展、人类住区与发展、科学与发展、社会鸿沟与发展、消除贫困与发展等议题纷纷进入联合国系统的不同议程，世界各地面临的全球化危机却一天天在加剧。罗马俱乐部从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十多份研究报告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的三大“全球问题”——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一直愈演愈烈。在前两个“国际发展十年”成果受到重新审查时，主要基于计量经济增长目标的发展战略已经显现出某些局限性。由此，围绕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也出现了种种争论。联合国系统便将目光从纽约投向了巴黎，那里有一座用世界各种文字写满“和平”的高大影壁。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正是教科文组织在其成立伊始就庄重地写入其《组织法》中的使命宣示。作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作用也最为关键的“思想实验室”，教科文组织也被公认为联合国系统的“大脑”，一直秉承着其前身即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的使命。为此，该政府间组织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对概念进行思考和界定，发展文化政策，制定准则性文书以建立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伦理和法律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和可持续发展一同构筑为支撑该组织建设人类持久和平的三大思想基石。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发展？什么是发展的文化维度？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直指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在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与发展”的早期行动领域，以下两次会议堪称里程碑事件。1970年8月至9月间“，文化政策的体制、行政和财政问题政府间会议”在威尼斯召开（简称“威尼斯会议”），扩大了文化概念的范围，强调必须在文化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中考虑发展问题，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的某些方面不仅可能危及建筑和自然遗产，而且还可能危及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特别是个体的全面发展（the fu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最后建议，文化政策应与环境、传播和教育政策协调统一起来。（SHC/MD/13）

　　1982年，世界文化政策会议（MONDIACULT）在墨西哥城举行（简称“墨西哥城会议”），旨在回顾和总结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文化政策和实践方面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推动文化基本问题研究，以制定新的指南促进文化发展。会议成果文件《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简称“《墨西哥城宣言》”）对一向聚讼纷纭的“文化”概念作出了全新的定义，即将文化解释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物质、智力及情感方面的不同特征之总和”“,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还包括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这个定义在文化政策的国际化语境中得到广泛采纳。与此同时，该宣言还形成了“文化遗产”的新定义，将人的创造力得以体现的物质成果和非物质成果都涵盖在内。会议最终报告指出，遗产的概念涵盖了日常生活中表达文化的所有价值观，九处述及“非物质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CLT/MD/1）。此外，在会议申明中还提出了若干文化政策原则、措施和建议，其中之一便是“思考发展的文化维度”（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必须使发展人性化，其最终目标是个人作为人的尊严和对社会的责任。发展意味着每一个人及每一个人都能获得信息和机会来学习并与他人交流”。（22C/94，para22）

　　此后，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将“发展的文化维度”甚至径直地将文化作为社会和经济的基础加以分析和研究，演绎出“人的全面发展”之思想图景，并在部门间普遍采取“文化敏感方法”，将捍卫和平的思想种子播撒在一以贯之的贴地行动中，使得其许多旗舰计划和部门间协作皆立足于尊重文化多样性及随之而来的文化间对话，并涵盖有针对性的分析投入、技术援助、政策建议等多种路线方针，以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创造力多样性，为会员国和国际社会提供基线行动框架。简言之，作为政府间智力合作伙伴，教科文组织政策制定中一直都有文化、遗产、发展这三个关键词，且伴随着有关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对话的讨论和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与联合国系统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战略彼此缠绕。即便“文化”终于在《2030年议程》中浮出水面，教科文组织及其会员国依然不遗余力地探索方略，在盘根错节的国际议程和目标框架中为“将文化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寻找政策切入点，纵然屡进屡退，却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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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