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学者愿景到歌手诉求:理想与现实的间距

　　学者从学术立场出发为“原生态歌手”争取平等权利与生存空间，究竟是出于对民族历史与本土原生文化的迷恋与想象，还是歌手借学者之口欲表达心声与诉求?在为“原生态民歌”维权的过程中，学者掌握着话语权，但“原生态民歌”表演者是否也理解认同学者的主张?经过十多年非遗保护运动，“原生态民歌”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被赋予的文化理想与使命?

　　这里先提及两个案例。其一:“(歌手)李怀福曾回忆说，在2004年以前，他家乡的年轻人都不喜欢自己的民歌，都喜欢唱卡拉OK，跳迪斯科。但是，在原生态民歌走上舞台，尤其是走进青歌赛之后，这样的情形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原生态歌手代表他们的民族将自己的民歌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甚至全世界的时候，在他们的家乡，人们的观念在变化，年轻人的想法在变化，他们不再觉得这些民歌老土没价值，而是以学习民歌为荣，以自己民族的艺术瑰宝能走向世界为荣。”[21]其二:“‘青歌赛’原生态音乐的异军突起，其中羌族酒歌演唱的美丽迷人，使过去田间地头的野曲小唱登上大雅之堂，被音乐家和普通观众广泛接受，羌族的民族自信心开始被重塑。许多羌族民间艺人开始重新传播羌族原生态音乐文化，学习和传播羌族音乐的队伍不断壮大。”[22]可见，“原生态民歌”亮相“央视”的确备受关注，更重要的是，外界的关注又对“局内”认同的强化产生作用，成为推动民歌传承与发展的强大作用力。

　　但同时，“青歌赛”后，歌手们又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或回归原来的生活，或选择留在城市生活与发展，幸运者还进入专业院团，成为职业歌手。从歌手阿宝对已进入专业文工团的石占明的描述，可以看到其生活需求与“原生态”审美与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后来，占明即使演出收入相当不菲，在城里买了房，羊群雇人来放，可来了记者也还得回去甩羊鞭拍照片，嘴里仍旧要违心说‘:出了名还想回家放羊。’”[23]同样参加过“青歌赛”的高保利说:“歌手之所以选择变通民歌有着自己的苦衷。原生民歌歌手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生存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被大众接受了，成为主流，我们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24]

　　“青歌赛”把“原生态歌手”推到聚光灯下后，谁来为赛后他们的生活选择买单成为了现实问题。尽管学者当初并不以改变“原生态歌手”赛后生活为初衷，但在社会地位、利益、身份、关注度等多种现实纠葛影响下，生活或将改变则成为一种事实。悖论在于，学者希望借助媒体力量将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歌手推到幕前，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其目的或初衷是为使这些处于“文化弱势”的民间歌者不被现代化浪潮和专业化追求所异化和同化，但事实却在某种程度上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当这些民间歌手不被关注时，他们尚能保留民间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与源自传统的歌唱方法;当作为“原生态歌手”通过电视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他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和歌唱方法及风格都将意味着要从民间原初语境中被抽离出来，接受新的“再语境化”过程。至于在这一过程中有多少歌手能坚持“原生态”则完全取决于歌手个体的认识与选择。况且在生活条件可以得到改善的强大吸引力面前，所谓乡土文化与审美个性的坚守又往往显得不堪一击。

　　对学者而言，“原生态民歌”只是他们在学术层面要面对的问题，是他们要研究或推动的课题，无关日常生活，因此完全可以单纯地从文化发展角度展开思考。民间歌手则不然“，原生态民歌”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所以“怎么唱”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演唱之外的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左右。实际上，如何考量身份转换与原乡生活是登上电视后抛给“原生态歌手”的一大难题。学者希望歌手受到社会关注后依然能坚守原初风格与演唱方式，保持“原生态”，但后者却想借职业化改善生活;学者将他们推置聚光灯下，实现了当初所寄予的希望，“原生态”受到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在更大范围唤起保护意识，但同时也将他们推向了被建构或主动接受再造、迅速变异的前沿[25];学者希望“原生态”能够成为抗击文化与艺术个性缺失的一个价值主体，却也使歌手个性在城市生活与专业化生存中迅速消解。作为方法的“原生态”或能解决学界自身乃至时代审美、民族艺术发展的导向问题，包括文化自觉与接续历史传统的问题，但非遗保护在当下已然成为政府、学者、传承人、媒体、高校、企业、文化组织、基层文化人、设计师、文创人等多重角色共同建构的对象。在未来“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乡村改造的进程中，多方建构的趋向会愈加明显，而在多重话语的交互作用及各方利益的叠加催动下，民间歌手是否会被同化与异化，已不再是歌手或学者单方面可以选择的。因此，那些良好的初衷某种程度上或会变成一厢情愿或乌托邦想象。正如李松所言:“原生态民歌的保护在城市与农村、主流与民间的互动中，明显表现出主动和被动的分野，并在这种目的不同的互动中表现出多元价值取向。这种多元价值取向多来自主流社会，而被保护的对象基本表现为‘我热爱传统、但更关注实际利益’的心态。这种心态和外部诉求的结合，最易达成的协议就是资源的直接利用，这导致原生态文化常以保护或被保护的名义进入某种利益链条。由采风、发现、挖掘、打造、包装、开发、利用汇集的‘交响’形成一种保护与利用的失衡状态。当然，很难说何谓保护与利用的合理状态，也没有理由批判在面对原生态文化时的各种利益诉求。但很明确的是，急功近利绝非理想的文化生态，也无法达到真正的保护目的。”[26]

　　根本原因是两个“不同步”:一是学者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与歌手对现实生活的需求不同步，归根结底还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同步造成的;二是作为歌手的“局内”与作为学者的“局外”在立场上的不同步。以上必然会带来观念意识上的不同步，以致对“原生态民歌”登上大雅之堂之时或之后各自的预期与诉求不同。如果说任何文明都要经历从断裂到回归或重拾的过程，那么学者在试图重拾的过程恰恰是歌手试图断裂的过程。此外，现阶段对文化多样性、非遗保护与复兴的文化自觉是知识群体的自觉，而不是来自民间的“原生态歌手”的文化自觉，这是导致二者所求不同步的又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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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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