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科文组织非遗代表作名录机制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各国非遗保护研究的一些一线学者，还是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的负责人员，都对上述名录机制特别是代表作名录的申报评审机制有不少看法。参与过《公约》起草阶段讨论的比利时学者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就曾直接表达了对代表作名录机制的否定态度。他指出，从2003到2016年的十几年间，尽管人们一直在商讨这一机制，但没有任何人知道代表作名录真正代表着什么。建立代表作名录是众多权力所有方的要求，而很多专家出于平衡政治权力要求的考虑，最终支持了这一名录的创建。雅各布还认为，代表作名录本应起到引起人们对非遗关注的作用，但现实中，将非遗实践宣布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或列入代表作名录后，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对活态实践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机制并没有对地方社区有所帮助。雅各布的意见映射出了国际层面非遗名录制度的几点问题，即代表作名录的核心价值不明、非遗申报的政治化和申报的商业开发导向。

　　（一）代表作名录的核心价值不明

　　从字面上看，代表作名录（Representative List）名称中的“representative”一词是体现该名录性质与核心价值的关键。“代表性”取代了1972年《公约》和“代表作计划”下的“本真性”和“杰出性”等衡量标准。然而究竟何为“代表性”，无论是2003年《公约》，还是其《操作指南》和申报用的《填表指南》，都没有对其进行界定。诸如斯昆惕这样长期参与国际层面非遗保护政策制定的学者都无法对代表作名录的“代表性”给出明确的解释。斯昆惕还曾就这一“代表性”提出一系列问题，包括“代表性”是什么，代表性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代表性（名录）为谁而建（是非遗持有社区，国家，《公约》缔约国，还是全人类），等等。在现实中，由于该“代表性”始终处于语义模糊的状态，因而给了各缔约国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出发来申报代表作名录项目的充分空间。正如斯昆惕总结的那样，“代表性”这一表述用于名录的名称是有别于关于非遗的人类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第三种表述方案，并最终在起草《公约》时被一致接受。然而谁都没有花费心思为这个概念制定一个定义，这样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对非遗的保护和认可就能够具有相当广泛的含义。

　　（二）非遗申报的政治化

　　关于非遗申报的政治化，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前任秘书茜茜尔·杜薇勒（Cécile Duvelle）在2015年曾用“世界小姐竞选”来形容各国对申报代表作项目的热度。她指出，很多国家的政府和与非遗实践有关的各方都对代表作名录的功能有着重大误解。这一名录只是用来交流的工具而不用于划分等级。但是很多国家却将其当做光荣榜，因而急于在上面现身。意大利学者波多洛多（Bortolotto）也指出，各国实际上利用了这一误解来保证其存在感和声誉，将这一误解用于文化外交。

　　在法国，2010年列入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法国人的美餐”（Le repas gastronomique des Fran9ais）引起了该国遗产保护和研究界的强烈反应。这一项目的申报由一些知名厨师和烹调史专家发起，宣传的是法国人餐桌上的某种交际性和仪式化的餐饮方式。然而“餐食”（repas）一词很快就从宣传话语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美餐”（gastronomie）这一表述方式。紧接着，法国的一些驻外大使就开始在驻在国组织堪称奢华的法国饮食展，以推广法国烹饪。时任法国总统的尼古拉·萨尔科奇（Nicolas Sarkozy）还为教科文组织将这一项目列入名录而洋洋得意，在公开场合夸耀法国美餐。教科文组织因此提醒法国政府要引起注意，但没有效果。在一些遗产学者看来，这种对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项目的政治利用属于“开启了潘多拉魔盒的智力欺诈”。

　　在国家层面，这一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名录项目申报的政治化导向有时体现在带有政治目的的申报项目遴选中。一些国家少数族裔的实践被选择性忽视，例如土耳其国内库尔德人（Kurdes）的传统实践。在土耳其2016年参与联合申报代表作名录的诺鲁兹（Nevruz）（节庆）项目的申报书中，该节庆持有群体之一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并没有被提及。申报书还规避了库尔德人特别是库尔德工人党（PKK）利用诺鲁兹节庆来提升库尔德民族认同意识，要求民族独立的历史，也没有提及当前库尔德人将这一在该人群中参与度很高的节庆活动用于促进本民族团结，争取本民族文化权利的现实。审阅申报书表项R.4的填写内容可以发现，对申报给出知情同意意见的社区、群体和个人中同样没有库尔德人的社团与个人。在与土耳其有关的申报文本中展现的是一种被国家化了的、全国性质的、与具体民族无关的乃至泛突厥主义的诺鲁兹形象。

　　（三）名录申报的商业开发导向

　　由于申报国的申报动机常常与《公约》的宗旨并不一致，申报代表作名录更多地是希图利用教科文组织非遗代表作名录这块“招牌”产生的名誉效应，进而通过旅游和贸易等手段谋取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活态遗产经常遭到博物馆化或民俗化，文化实践与其原来存在的语境和持有社区之间就此遭到分离。作为活态遗产列入代表作名录的常见后果，这种去语境化加剧了对活态遗产的破坏，使得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遗得不到尊重，造成了与《公约》宗旨相反的后果。

　　对列入名录的非遗进行旅游开发是较为普遍的做法。摩洛哥马拉喀什市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la Place Jemma el Fna）早在2001年就列入第一批“代表作计划”并于2008年转入代表作名录。这一遗产很快就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王牌”，其保护却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特别关注。摩洛哥学者乌伊达·苔芭（Ouidad Tebba）指出：“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和摩洛哥民间社会的发展共同引发了对广场的旅游开发。这种开发严重削弱了广场的活力。一方面商业活动成为主角，另一方面说书人、耍蛇人或杂耍者却退居幕后。”

　　在世界范围内，对活态实践的商业化，特别是将原先社区所持有和传承的对本社区具有特定意义的仪式转变为商业表演的开发行为迅速增长。据统计，有四分之一的非遗项目在列入代表作名录后性质遭到了改变。国际层面的代表作名录制度催化出了将教科文组织的标识工具化的现象。这一现象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并被视为是一种“可怕的乱象”（gachisépouva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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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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