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西部民俗》（Western Folklore，Volume 76,Number 2,Spring 2017）以专刊的形式刊登了张举文、周星、高丙中、萧放等四位学者有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列文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国际民俗学的权威期刊系统地介绍中国非遗，不但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界国际对话的新篇章，也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向世界民俗学人较为完整地介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文化脉络和机制。以此为契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与理论探讨进入国际交流与对话的视阈；可以预见，中国民俗学界也将越来越多在国际学术圈发出自己的声音。

　　美国的《西部民俗》（Western Folklore）创刊于1942年，由西部各州民俗学会（Western States Folklore Society）主办，迄今已有76年的悠久历史。作为美国乃至世界民俗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之一，该刊被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收录，致力于区域、国家以及国际民俗的描述与分析，在民俗学理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建树。

　　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与众所周知的SSCI互为补充、并驾齐驱，是目前国际公认的两大人文社科权威引文索引数据库系统。SSCI主要收录社会科学期刊，与此对应，A&HCI则聚焦于收录艺术与人文领域中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目前，A&HCI已收录1,700多种学术期刊，涉及了艺术与人文领域的28个学科。

　　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in China）”专刊，以非遗在中国的实践为主题，展示了中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在理论层面的探讨。

　　张举文教授和周星教授在开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核心》（“The Essential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in China”）一文中，指出这期专刊的目的，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概念下中国传统的文化逻辑和传播转化机制予以论述；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实践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概念术语的指认，从内部观察中国文化正在发生的变化。作者认为，人们正在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信仰以及传统等等语汇重建民间话语。这种重建的努力和事实不但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也逐渐打破了原有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

　　周星教授主要围绕民间信仰的主题，在《民间信仰及其在中国的遗产化》（“Folk Belief and its Legitimization in China”）一文中，总结出民间信仰的五个特点，概括了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民间信仰方面的政策沿革，并且指出当代中国民间信仰获得合法性的三条主要道路：民俗化、宗教化以及文化遗产化。遗产化帮助民间信仰获得国家与社会认可的同时，也在重新建构着民间信仰。作者认为，民间信仰对于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其合法性问题最终可以通过“民间宗教”的渠道得到妥善的解决。

　　高丙中教授在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运动与中国文化革命的终结》（“The Social Movement of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E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s in China”）一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家所推行的以西方现代价值观为优、斥本土民间文化为“落后”的进化论思想进行了反思，同时作者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引入中国后已经演变成为重新获得文化身份认同的社会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帮助长期遭到遮蔽的民间文化在公共领域重获合法性，中国社会自19世纪以来的文化革命逻辑正在改变、终止、乃至被逐渐颠覆。

　　萧放教授撰写的《中国传统节日的困境、复兴和未来》（“The Predicament,Revitalization,and Fu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从传统节日与西方历法在中国施行状况的角度，讨论了自1912年至今中国传统节日从被取消到逐渐纳入到国家法定节假日体系的历史进程。作者尤其强调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帮助政府重新树立传统节日价值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且详细检视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和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在当代语境的继承与发展。作者认为，面对当代快速的经济与社会变化，传统节日也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主要挑战，因此应当在公共性、娱乐性和包容性等方面及时自我调适，适应时代发展。

　　专刊的第五篇是张举文教授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elf-Healing Mechanism in Chinese culture”）。作者在文中首次提出“文化自愈机制”的概念，并针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逻辑，归纳分析其内在的自愈机制。这个机制过去在文化冲突和交流当中、当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当中尤其凸显了出来，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正依赖这个机制得以延续。基于多神的宇宙观和富于包容性的伦理等“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中国文化的自愈机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本土化的激荡下，从国家、知识分子和民众三个层面，重新树立了中国人的文化自我意识乃至文化自信。文化自愈机制在当下的非遗运动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和而不同，非遗项目的遗产化和产业化，以及与“和而不同”相互关联的本土化。作者认为，在整体文化框架之下尊重多样性的本土化对于中华文化的生命力的延续至关重要。

　　在国际民俗学领域，针对中国非遗保护活动进行系统和理论性探讨的成果尚显稀疏。藉由此次“非遗在中国”专刊，国内代表性的民俗学者向国际学界表达了对中国非遗的最新思考；《西部民俗》也对中国非遗实践的历史、现状、理论思考进行较为完整的介绍。包括前言在内的五篇文章，以不同视角，环环相扣，从文化深层阐释非遗现象，探讨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内在逻辑，对于中美双方学界来说，这样维度的交流尚属首次。

　　《西部民俗》的最新文章可以通过Project MUSE,ProQuest等学术期刊数据库浏览，五年前过刊均可见JSTOR.

　　（撰稿：王宇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博士生）

  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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