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仪式政治的重要手段，国家祀典在王朝时代结束之后就丧失了其原有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从而变为一笔公共的文化遗产。当代人应如何保护和利用这笔遗产，使其既能发挥传承文化的作用，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日韩三国近代以来的祭孔实践，分别代表了国家祀典的三种传承模式：韩国的以承续古礼为目的的国礼模式，日本的完全民间化的模式，和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半官半民式的地方公祭模式。通过比较作者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公祭模式不仅是历史发展使然，而且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地方公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要操作得当，便可充分发挥其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历史功用。

　　关键词：国家祀典 非物质文化遗产 祭孔礼仪 中日韩 地方公祭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课题批准号：12JJD780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古代王朝都是建立在礼制基础之上的。朝廷里设有礼部，管理天子和百官的礼仪行为。凡由礼部统一制定、天子本人或选派官员执行的祭祀类典礼，可称为国家祀典。其功用在于昭示国家的意识形态，为国运和人民祈福，同时也为天下人做出礼仪的典范。中国最后一代王朝清朝虽属外族统治，但在礼制上有集大成之功。《清史稿》“志五十七”到“志六十八”，共记录了吉礼(六卷)、嘉礼(两卷)、军礼(一卷)、宾礼(一卷)、凶礼(两卷)五大类国礼。其中“祭祀类”的国礼，又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三大类。大祀由皇帝亲自主持，若有特殊情况不能出席则遣官代替;中祀亦可亲祭亦可遣官;群祀则皆遣官。大祀的对象包括圜丘、方泽、祈穀、太庙、社稷，中祀的对象有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等，先医等庙和贤良、昭忠等祠都属群祀一列。乾隆时，又增设常雩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圣、文昌为中祀。光绪时，将祭奠先师孔子的礼节升为大祀。

　　作为仪式政治的重要手段，朝廷对这些祀典在时空、祭器、祭品、仪程、服饰、乐舞等各方面都有着详尽的规定。这些“繁文缛节”，一方面象征着专制国家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但在另一方面，也具有极高的文化含量，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礼乐文明的结晶。包括祭祀本身，也不只单纯为了宣传封建宗法观念和维护皇权统治而存在。其中反映出的阴阳五行观念和对于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等等，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然观与世界观的典型体现，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也与现代意识合拍。正因为此，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各类国家祀典虽被一律废止，然而部分国人却又模糊地意识到，将这批遗产完全和过去的政治体制一同埋葬，是件十分令人惋惜的事。为此，一百年来总有人不断地想要恢复其中的部分仪礼。前人的尝试，有的失败有的成功;今人的摸索则仍在进行当中,就像今天遍及各地的公祭民族先祖先贤的活动。由于公祭的形式五花八门，近年来也引发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①]国家祀典类遗产到底该如何得到继承和发展?是应保存其国礼的形式，还是应尽量选择一条民间化的道路?本文将以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近代以来的祭孔礼仪为例，探讨该类遗产在当代社会的传承模式问题。

　　二、民国时期的祭孔改革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曾试图保留包括祭孔礼仪在内的部分国家祀典。1913年6月，他颁布了一道“尊孔祀孔令”，宣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放之四海而皆准”。9月17日，袁世凯政府的教育部电告各省，将旧历8月27日即后人推算的孔子生日定为“圣节”，各学校放假一日，师生在校内行礼。1914年初，由政治会议议决，仍在春秋二仲月的上丁日，由大总统主持，在京师文庙举行“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等与祭天一律。同年8月，政事堂礼制厅拟定并颁布了《祀孔典礼》。9月28日(恰逢仲秋月的上丁日)，袁氏亲临祭孔，行三跪九叩之礼。[②]

　　显然，袁世凯所追求的，是用制度化的国祀形式来保留和继承祭孔礼仪。假如他当初的动机纯正，的确只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或许不失为一种良策。然而，袁世凯之心并不在传承文化，而在于恢复他本人梦想中的帝制。于是乎随着他政治生涯的完结，就连受其推崇的祭天祀孔等礼仪，也被一律打上了“复辟”的印记，变得臭名昭著起来。不过在袁氏复辟失败以后，北洋政府仍照旧祭孔。每到春秋二仲月的上丁日，都会事先颁布“大总统令”，告知祭孔日期和出席官员的姓名等。各地的官学孔庙，也按照前清惯例，照行春秋释奠礼。

　　1928年，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就颁布了第169号训令，宣布“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③]训令发出之后，来自各界的反对信函便像雪片似地飞往南京行政院和大学院。据说当时还有儒士为表抗议而跳水自杀的。[④]抵抗不仅来自文人学界，也来自军界。如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七师司令部就发给国民政府秘书处转大学院一份电文，要求取消大学院令，通令全国以后不许在孔庙驻兵，应“多印孔子像散发民间，俾便家置一幅，瞻仰虔拜”。[⑤]复古派则乘机建议恢复国祀，要将孔子和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放在一起祭祀。[⑥]迫于舆论压力，南京政府于1929年批准将每年旧历的8月27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各界可自行举行纪念演讲活动。

　　1934年，蒋介石出于内政的需要，从江西南昌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他所提倡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爱信义和平)，全都出自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同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诞纪念日”改至西历的8月27日，由政府出面主办纪念活动。于是，中断了数年的官祭又开始兴盛起来。与此同时，在东北的伪满洲国，溥仪仍旧举行传统的国家祀孔典礼，宣扬“王道政治”思想，强调其政权的合法性。[⑦]在台湾等日占区，日人也继续推行以官礼祭孔的方式，并直接介入到仪式当中。据考证，从1931年到1935年，台北孔庙每年的祭孔典礼都由台北州知事担任主祭，其中四年都有日本总督来上香，一些分献官的职务也由日人担任。包括1940年成立的汪伪政府，也多次在旧历的8月27日举行官办的祭孔典礼。不过，以上的大部分仪式都没有照搬古礼，而是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礼节进行了改良，比如用鲜花代替传统的祭品，行礼时用鞠躬代替跪拜和叩头等。[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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