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类学空间与时空互置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文件中，“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类别、形式、样态，曾被明确解释为是人类学意义的文化空间概念。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被特别指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件特别指出：“文化场所(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以一时间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被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12]

　　在以上人类学概念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具有这样几个要素：⑴文化活动的地点或场所；⑵文化活动的时段或时间；⑶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是存在之本。简而言之，就是活动场所和活动时间，就是活动空间，也即文化空间。所以，这里的文化空间是场所、活动、时间三位一体的。活动当然是人的在场和文化的在场，“有人在场的文化空间才是人类学意义的文化空间，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13]

　　但是这仅是就人类学概念意义下(能指)的文化空间状态。人类学本体意义上(所指)的文化空间是什么呢?

　　首先是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理论。

　　直接导源于地理大发现的传播学派认为，文化现象的相似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传播、影响、借鉴而发生的，并力图证明用不同文化的空间上的分布和转移能够说明文化的雷同和传布现象。传播学派强调传播是历史过程的主要内容，传播就是文化现象的空间转移。这是一种动态的人类学的文化空间观，试图从地理条件的角度，描绘出一幅人类的地面分布(空间)和文化发展(时间)的总图景。在时空互动中，传播派学者弗洛贝尼乌斯提出了文化圈概念。他在《非洲文化的起源》(1898)中提出非洲文化圈(空间)的划分，每个文化圈都有一系列主要来自物质文化领域的特征。其中的西非文化圈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两面坡房盖的直角房屋、用植物作弦的弓、编制的盾、用植物作弦的多弦的乐器、沙漏计时器式的鼓、假面具等。[14]传播派另一重要学者格雷布内尔也强调文化的区域性，认为文化圈是从空间角度注重文化特质的分布状态，他把具有相似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民族划为一个文化圈。他还进一步认为一个文化圈内还存在不同文化物质及其出现的时间顺序并构成像地层样的文化层。由文化圈的空间与分布可以发现它们具有重叠现象，这就是具有时间顺序的文化层。而不重叠的文化圈之间也可以找到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并找到关联与传播的道路。格雷布内尔在对大洋洲研究后认为，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存在八种以时间顺序排列的文化圈：⑴塔斯马尼亚文化(早期尼格罗文化)；⑵布米兰格文化(新尼格罗文化、古澳大利亚文化)；⑶图腾文化(西巴布亚文化)；⑷两级文化(东巴布亚文化)；⑸美拉尼西亚弧形文化；⑹原始波尼西亚文化；⑺新波利尼西亚文化；⑻印度尼西亚文化。每个文化圈都有5至20个文化构成因素。比如，其中的两级文化(东巴布亚文化)的各个文化组成部分是：⑴种植块茎植物的农业；⑵使用固定网的渔业；⑶木板制的小船；⑷两面坡房盖的小茅舍；⑸火锯；⑹螺旋式编制的篮子；⑺沉重的末端加大的棒槌；⑻木制或编制的宽大盾牌；⑼依女性计算世系的两个外婚制等级；⑽秘密的男性结社和化装舞蹈；⑾死者灵魂和颅骨崇拜；⑿月亮的神话；⒀吃人的神话；⒁薄板上的精灵形象；⒂圆形的装饰图案；⒃信号鼓；⒄排箫；⒅单弦乐器；⒆发音的小板。[15]

　　人类学传播学派实际上关注到文化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文化的普遍性，二是文化的独特性。传播学派用文化圈及其分层、分中心来解释普遍性问题，用物质文化的差异性及其构成的文化圈来标注独特性。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问题提供了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以地理环境、文化变迁、文化空间确定人类的不同文化，直观呈现文化地图，划分不同的文化空间，展示文化多样性图景和差异性世界，这是传播学派的追求(如拉策尔著有《人类地理学》、《土地和生活——比较自然地理学》，弗洛贝尼乌斯在其名著《非洲文化的起源》中附有一套文化地图，至今为人称道)，在今天也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想图景。今天的世界已在全球化、现代化、一体化、市场化中面目全非了，所以，把硕果仅存，或七零八落幸存的文化空间保护起来，文化圈的概念和认定、确定，它的历史时空价值、边界划分、起源与传播研究，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具有启示性。其中关于文化圈的物质文化要素的确定，不仅是文化空间应予直接运用，而且还要辅之以非物质文化要素，双管齐下就将促进对文化空间内部结构、组成要素和保护理念与方法的认识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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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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