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福]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

其实把四个花儿会放到一起稍加比较，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花儿会，其社会功能价值是基本一样的，在当地社会中发挥着青年男女社交、民族文化交流、民间物资交流、丰富民众生活、构建和谐社会等多重功能。但从深层次分析，就可以发现各花儿会迥异于其他花儿会的文化个性。试分别举其要者：

1．互助县丹麻花儿会　丹麻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政府所在地，是土族聚居的山区。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三在这里举行花儿会，历时五天，是互助县规模宏大、影响很大的一项民族歌节活动。其文化个性是：

（1）独特民族的花儿会。土族是青海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互助土族自治县，此外在民和县、大通县、同仁县等地也有聚居。但以土族为主的花儿会主要集中在互助县，而丹麻花儿会是土族花儿会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花儿会，因此丹麻土族花儿会是花儿会中独具土族民族特色的花儿会。

（2）独有的花儿曲令。丹麻花儿会上演唱的花儿曲令大多是土族独有的，如《绿绿儿的山》、《梁梁上浪来》、《阿柔洛》、《兴加洛》等。与汉族和回族花儿相比，更加古朴悠长，民族韵味浓郁。因此就其音乐来讲，丹麻花儿会在花儿会中也是独树一帜。

（3）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盛会。丹麻花儿会的主要参与者是土族，但周边乡村的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也会届时赶来参加，和土族群众一起载歌载舞，你唱我和，呈现出一派民族友好、其乐融融的氛围。正是由于如此的民族友好盛会，使得该地区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良好的功能。

2．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　老爷山在青海省大通县城所在地，是青海东部地区著名的风景区。每年农历六月初三到初八在山上举行的花儿会，是河湟地区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大型花儿会。由于该花儿会是在当地民间信仰仪式“朝山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参与的民俗文化盛会，其文化个性和文化价值十分突出。

（1）道教信仰与民间信仰、民间文艺共存。老爷山最早由于道教建筑而著名，｛1｝于是出现了道教与“准道教”信仰的民众积极参与的大型信仰仪式“朝山会”，接着由于世俗化又出现了“花儿会”，迄今还保留着这样的二者共存状态，使得老爷山花儿会具有了浓郁的道教信仰和民间信仰色彩，这是与河湟地区其他花儿会迥然有别的，从而使老爷山花儿会具有了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密切相联的文化学价值，值得学界关注。

（2）青海东部最大的花儿会。青海东部农业区每年有十几场较大影响的花儿会，而老爷山花儿会则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盛会。历时五天，有20万左右的群众参与。这些群众除了当地的外，还有方圆百余里的城乡歌手和游客；除本县的参加者外，还有如西宁市、湟中县、互助县、湟源县的歌手和游客。而在其周边地区还形成了一批“卫星”式的小型花儿会。如此规模，在众多花儿会中显得十分突出。

（3）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交融。老爷山花儿会规模大、参与人数多的原因之一，就是众多民族的共同参与。参加老爷山花儿会的民族主要有汉族、土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等，包罗了青海六个世居民族中的五个，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众。这些民族语言不通，信仰不同，但在老爷山花儿会上都用汉语歌唱花儿，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其多元文化交融互存的价值就不言自明了。

（4）独特而丰富的花儿曲调。据初步统计，在老爷山花儿会上演唱的花儿曲调将近100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地独有的曲令，如《老爷山令》、《东峡令》、《长寿令》、《梦令》等，而且就这些曲令的来源还都有着美丽悠婉的民间传说，使得老爷山花儿会更加具有了文化意蕴，在民族音乐研究方面有重要的价值。

3．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　这是河湟地区花儿会中有较大影响的大型民俗活动。花儿会以名刹瞿昙寺为中心，每年农历六月中旬进行，参与者以当地藏族和汉族群众为主。花儿会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民俗风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个性。

（1）佛教民俗信仰与民间文艺的共存性。瞿昙寺是明朝皇帝为藏族僧俗赐建的寺院，仿照故宫建筑，当地有“去了瞿昙寺，北京再嫑去”的谚语。但是僧人多为藏族，是汉藏文化合璧之典型。因此当地群众以此为信仰中心，逐渐形成了聚会性的佛教信仰活动，演化成了大型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始终与这种汉藏合璧式的佛教信仰共存，使得花儿会具有了浓郁的佛教信仰和民间信仰色彩，这是与河湟地区其他花儿会最大的区别点，值得从宗教社会学和宗教文艺学的角度予以研究。

（2）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底蕴与花儿会的生成关系方面的独特性。乐都县是河湟地区有名的“文化县”，而瞿昙镇是被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花儿）之乡”、青海省文化厅命名的“特色文化乡”，瞿昙寺花儿会正是自这样的土壤上生成并传承的。因此，研究大型民俗活动与地方文化系统的关系，瞿昙寺花儿会无疑是最好的典型个案。

（3）独特的花儿音乐曲调。瞿昙寺花儿会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土壤上生成传承的非物质文化，与他地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欣赏习惯，造就了一批本地独有的花儿音乐曲令。如《碾伯令》就是以当地碾伯镇命名的花儿曲令，此外如《水红花令》、《尕马令》、《沙雁儿绕令》、《马营令》，等等，都是瞿昙寺花儿会上最为流行的曲令。

4．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古鄯镇境内的七里寺峡，以其原先有七里寺而得名。每年农历六月六，汉、回、藏、土族等民族的六七万群众，聚集一处，载歌载舞，漫唱花儿，其乐融融。该花儿会由于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民俗活动形式，个性非常鲜明。

（1）民间歌手的非物质文化摇篮。这里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驰名西北乃至全国的花儿歌手，如马俊、索南孙斌、张存秀、吕晓明、李永盛，等等，他们均在全省乃至全国文艺调研或民歌大赛中屡获大奖，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有的被称为“花儿王子”，有的被称为“花儿公主”。如此集中地涌现著名歌手的花儿会，在河湟地区还不多见，因此七里寺花儿会与民间著名歌手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2）山水名胜与民俗空间的谐调。七里寺早已名存实亡，而其地则以风景秀丽著名，尤其是药水泉更是以具有多种医疗功能而被民间信奉。平日慕名而来饮取泉水的就络绎不绝，花儿会时参加歌会和饮取泉水的群众就更多，从而使花儿会与药水泉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山水名胜为歌会提供了民俗活动的特别空间。

（3）民间思想史的演化史语境。七里寺虽然不复存在，但由民间信仰演化出的花儿会依然红火，对一些与会的群众来说，至今也不乏有信仰的因素（包括对药水泉的崇拜）。这就为我们研究西北民间思想史提供了理想的田野个案。

（4）独特的民俗文化圈。七里寺花儿会虽然以当地群众参加为主，但由于其特殊的功能价值，在周边地区也很有影响。届时，民和、乐都县以及甘肃一些县市的群众也来参加。由此可以研究民俗文化影响圈的形成及其多重关系。

通过对不同花儿会文化个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认识到这四个花儿会不同的文化价值意义，进而明确抢救保护应该抓住问题的核心，遵循民俗文化个性，抢救保护措施要有针对性。也只有这样，方能真正保护好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研究同一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必须放弃那种不分对象大而空的笼统概括，而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重在把握其文化个性。这一非常吃力的苦活，恰恰就是专业学者的学术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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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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