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

作者没有说明他所主张的“当今文明时代的主体价值观”是些什么内容。“当今文明时代”，从概念上讲，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时间上讲，又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段。按照经典的说法，人类社会自跨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起，就进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如此算起来，这文明时代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其漫长而又漫长的时间概念。照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里的说法：“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人类有一部分生活在蒙昧状态中，有一部分生活在野蛮状态中，还有一部分生活在文明状态中。……文明社会……始于表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文明社会分为古代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2]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段里，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中国还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正如作者所说的，每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而且即使同一个社会中拥有不同财富、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信仰的人，也不可能遵从同一种“主体价值观”。这令我想起二十年前读过的一本很热门的书，美国哲学家、时任美国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宾克莱(Luther J. Binkley)于上世纪60年代末（1969年）写了一部《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很受到我国哲学界的重视，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他写道：“正当我们在关于核时代价值问题方面最需要某种基本一致的观点时，我们却发现，不仅在各个国家之间，而且还在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中间都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个分歧不仅是用什么样最好的方法才能达到一个更人道的世界的一种技术上的争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这样一种人道世界可能为之献身的各种价值本身。”[3] 他还指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西方世界目前各种相互对立的理想的冲突”使不同地位和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而20世纪在西方社会影响较大、且处于变化中的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及其人道主义和新基督教神学等。[4] 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也不可能有一种统一的时代的主体价值观。

在我国，情况稍稍不同，但也大体如此。且不说摩尔根说的那种漫长的文明时代吧，仅就一个较短的时间段而言，譬如建国以来的60年，从人类的历史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很长的时段，而且这60年间，总体上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不长的时段中，我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从一而终的，甚至不是统一的，而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50—70年代的30年中，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曾经以势如破竹之势倡导过“不破不立”，打倒了“孔老二”。到了1978年之后，在批判“四人帮”时，我们把文革所代表的文化思潮叫做“文化专制主义”，并加以批判，要求正本清源，逐步地从文化专制主义、文化禁锢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认识到我们错了，我们干了傻事。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领域里，我们摆脱文化禁锢也是有限度的。有些摆脱了，可能又会设置新的禁锢。好在如今我们回到了原点，叫小孩子们从学习《论语》开始，重新宣传仁、义、礼、知、信，恢复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仁、义、礼、知、信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首倡，而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也在被批判、被扬弃、至少是不提倡之列，因为其中有些内容、有些理念、有些道德规范并不符合上面所举列的“当今文明时代的主体价值观”。从这里不难看出一个道理：前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还是共产党，指导我们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而我们在主体价值观上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在基本构成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农民脱离土地流入城市变为城市市民的趋势的加剧，政治纲领大体一致而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并不见得一致的民主党派的参政，宗教团体的活动活跃与信教群体的剧增，等等，不同的人群的价值观不会是一样的，价值观日益显示出多元性和相对性的特点，怎么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像宪法一样的、“当今文明时代的主体价值观”来评判我们国家多民族多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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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01-13 2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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