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族博物馆；家庭博物馆；个人叙事；文化遗产；神话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实践特征。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风气渐盛，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主要由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先驱为主的知识分子发起，设于内地和边疆，旨在“救亡图存”“开化国民心智”以及“辅助教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民族识别工程和社会历史调查的辅助下，政府负责建立、运营的民族博物馆，原本多设在汉族地区，后逐步建于民族地区，意在疏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集中展现“兄弟民族”的基本情况及其“发明”和“才能”，营造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大家庭”的氛围。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化复兴浪潮催生出特定族群的自我表达诉求，单一族群类博物馆开始在民族地区出现，民族博物馆由此突破行政层级的设置和多族群汇合陈列的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尝试将欧洲的“生态博物馆”概念引入本土实践，政府主导、专家设计的民族生态博物馆在民族村寨陆续建立，但由于倡导将“文化遗产”原状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村民参与程度有限，这些民族博物馆尚未实现从“文化代理”阶段到“文化自主”阶段的转型。21世纪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旅游的双重影响下，以家庭为单位组建的“民族博物馆”在民族地区先后涌现，通常设在家屋内，以活化利用“文化遗产”的方式，展现本民族民俗文化、家庭生活乃至个人经历。

　　随着博物馆理念与实践的变革，“民族博物馆”研究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学”领域，而是逐渐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范式从聚焦民族博物馆性质、职能、目的和任务的专门性“科学”研究，转向考察民族博物馆历史、伦理、叙事的综合性“本土肌理”研究。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是，人类学、民族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围绕民族器物展陈开展的博物馆“叙事”研究。“叙事”不仅关涉文化展示的政治学和诗学，而且在当代博物馆实践中具有潜在的创造力。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叙事研究，主要采取两种研究路径：其一，通过剖析民族器物的意义生产机制，探讨民族博物馆叙事的自主性问题；其二，凭借特定民族器物在组合陈列中昭示的跨境文化圈和族群互动史，探索民族博物馆叙事的整体性及其价值。这些研究表明，民族博物馆叙事与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学术思潮、文化语境等交织共生，逐渐创造了“族群”“国家”“人类”的文化整合和群体归属感。

　　然而，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叙事研究，普遍聚焦于“集体叙事”，忽略了21世纪以来出现于中国民族地区家庭博物馆的“个人叙事”。这种叙事超越了“族群叙事”和“国家叙事”，但并未与“族群叙事”“国家叙事”乃至跨境的“人类叙事”全然割裂开来。本文将探究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家庭博物馆的“个人叙事”的性质、特征、内涵及其意义生产机制，进而发掘其在创设深度对话、培育道德责任、促成社会联结等方面的潜在价值。

　　二  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家庭模式”与“个人叙事”的性质和特征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民族地区家庭博物馆的“个人叙事”，本文将首先阐明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家庭模式”和“个人叙事”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及其内在逻辑。

　　（一）深嵌于生活世界：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家庭模式”

　　中国民族地区以家庭为单位创建的博物馆，俗称“家庭博物馆”。它们大多数并未正式纳入国家文物保护和管理的博物馆体系，但其藏品属性与展陈内容都具备“民族博物馆”的基本特点，实质上是民族博物馆的“家庭模式”，是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实践的新形态。

　　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旅游的社会背景下，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诞生的直接动力大致有三类：其一，自上而下的政府奖励机制的推动，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的家庭博物馆为代表；其二，文物部门与濒危物品（神圣物品）拥有者的协商和共建，以青海东仓家族《大藏经》家庭博物馆为代表；其三，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本地人基于老物件价值的重估而自主建立，以贵州韦家贵的水族家庭博物馆为代表。此诸种因素激发了民族地区世居民族将民族物品留在原生地展示的行动。

　　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形态特征可归纳如下：馆主始终是一个有情感的个体，拥有特定的族群身份或族群认同，并与家庭、社区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他所在的家庭一般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手工艺背景或社会阅历；他以家庭为单位组建的民族博物馆坐落于特定的民族村寨或社区，藏品主要依靠家庭或社区成员而获得、生产或出售；博物馆运营与旅游活动紧紧相连，通常不直接通过博物馆的藏品展示实现盈利，而注重生活和文化产品体验的分享，通过与旅游者的互动行为获取经济收益。因而，它是一种深嵌于生活世界的博物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展陈不只是围绕民族器物展开，还以静态与动态结合的方式呈现“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具有多样化的“物质”形态，也表现为活泼的“非物质”形态。这是因为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创办者、经营者，往往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二）价值重构：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个人叙事”

　　近些年来，叙事学脉络下的“个人叙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这是因为它传达不同于宏大叙事的多重声音，有助于理解现实的多样性。不过，个人叙事不只叙述个人经验，还包含超出个人的部分，比如共享经验、他人的声音或经历等。美国民俗学家艾米·苏曼（Amy Shuman）基于“互动性叙事”（interaction narrative）视角，指出个人叙事是超出个人的叙事：叙述者通过梳理“参与者”（participants）的关系和责任来获得更广泛的意义。也就是说，个人叙事是一个价值重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不仅可以定义自我，而且可以获得公共身份和普世价值。

　　博物馆“个人叙事”一般出现于名人纪念博物馆历史见证人参与的历史纪念博物馆Mary等，而非那些展现“原始文化”或“少数族群”的博物馆。人类学家萨莉·普利斯（Sally Price）检视了西方人发现、收藏和展示原始艺术的过程，指明原始艺术及其创造者的“非人性化”：“文明之地”的博物馆将“原始艺术”作为群体性语言，从而隐匿创作者的名字，否认个人创造力；与此不同的是，那里呈现的西方艺术史则由注重个性与灵感的作家及其作品建构而成。人文地理学家托利亚-凯利（Divya P.Tolia-Kelly）指出，在后殖民时代，博物馆展现他者的叙事通常仍然是抽象的群体性叙事，其所依赖的藏品是一种神秘化、简化和易于识别的文化象征符号。这些博物馆将人工制品从最初的社会语境中分离出来，按照专业知识创造了民族志物品，故而割断了物品与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人的联系。

　　类似地，中国民族博物馆的“个人叙事”并非主流叙事，仅稀见于各类名人纪念馆：其一，历史人物纪念馆，以广东高州冼夫人纪念馆为代表；其二，民族领袖纪念馆，以内蒙古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为代表；其三，民族艺术家纪念馆，以新疆阿合奇居素甫·玛玛依纪念馆为代表。这些名人纪念馆的“个人叙事”，通常主要借助名人纪念物或象征符号来重构名人的生命历程、独特经验和价值。由于这些名人纪念馆中的“个人叙事”一般不是自主性叙事，且族群中的普通人往往被作为核心人物的附属展现出来，因此，当普通人传承的“民族文化”成为“文化遗产”，并由普通人在以家庭为单位组建的民族博物馆展示时，这些博物馆的“个人叙事”就会由创办者自主地以更加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重构“文化遗产”的价值，重构创办者与其他参与者的个体价值和公共价值。

　　（三）视角与方法：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

　　中国民族博物馆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近十年来，在“文化遗产”热潮下，中国民族博物馆不再只是展示具有文物属性的民族器物，还展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在中国民族地区，一些世居民族重估传统日用器物、技艺、生活方式的价值，在文化原生地自主展示“文化遗产”，由此创设了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而该模式以“个人叙事”赋予“文化遗产”及其展示场所以鲜活的生命力，重构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使“遗产地”转变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扎根于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语境，既包含个人的叙述，也包含超越个人的叙述。在此，本文将沿用艾米·苏曼关于“个人叙事”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但拓展“个人叙事”所包含的“参与者”的内涵。在家庭博物馆这个特定的叙述场所内，“个人叙事”叙述的“参与者”，不但有家庭博物馆的创办者、家庭成员、社区成员、旅游者等具体的“人”，还可能有以言语或图文符号再现的“族群”“国家”等抽象主体；此外，这些“参与者”与另一类重要“参与者”——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等“非人”的实体，几乎都在家庭博物馆“个人叙事”中呈现出关联性。由此，本文将探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是通过叙述哪些内容来梳理“参与者”的关系和责任的，进而如何展现个人和获得超越个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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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