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五彩斑斓的手工业

大巴扎最有名的细密画家叫达佛龙？托谢夫有一栋两层的作坊，陈列着他的细密画作品，还有很多别的工艺品，比如把细密画镶嵌起来的首饰盒子，或者手绘的挂在墙上的盘子。托谢夫参加了很多巴黎的细密画展，说一口漂亮的法语；欧洲人对细密画有很浓厚的兴趣，《费加罗报》还曾专门来拜访过他，写了一篇人物特写。他的画的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于波斯文的诗词和蒙古的史书。他拿出已经翻得起皱快掉页的海菲兹和鲁拜的诗集，告诉我，这是他很多细密画内容的来源。我是在伊朗之行中认识波斯伟大诗人哈菲兹与鲁拜的；正是他们热烈而浪漫的爱情诗句和对酒的赞美与热爱，让我看到了伊斯兰世界宗教精神层面下，另一个自由而奔放的世俗生活。

托谢夫的画有表现帖木儿征战的历史题材，也有宫廷生活与骑马、狩猎和打马球的蒙古贵族娱乐场景。但最吸引我的，大概也是其中那些表现男女之爱的细密画，尤其是年轻恋人身着传统华服，手牵着手，一起对饮葡萄酒的主题，在托谢夫的作品中反复的出现；有时，爱情的刻画微妙而含蓄，比如，牵住女人裙子一角挽留的男人，有时，又大胆而直率，比如，男人将女人搂紧怀里敬酒。这是伊斯兰世界的人隐秘的情感；在阿拉伯人给乌兹别克人带来伊斯兰文明前，他们与波斯人一样，曾经发展出丰厚的世俗文化。

托谢夫拿出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调好色彩，在他的画板前坐下，开始用细细的笔尖描画男人的胡子，在那根胡子上，他一点一点的描了很长时间，那根胡子就像他的整个宇宙，时间停滞了。我想起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16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画师们对细密画技巧孜孜以求；那些细密画的画法与技巧中，隐藏着对信仰的忠诚和派别的斗争，而细密画的精细，竟可以达到作为分析精神与心理活动的依据的程度，画中一匹马的鼻子上不易察觉的裂痕，就是证据。托谢夫又拿出一张经院内景的画，调好金粉，细致地描画起立面的墙砖来；这幅画，他估计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告诉我，他是传统的细密画师，所有的花纹和样式，“都绝对严格的尊崇传统”，“我绝不吸收西方的画法，也不做任何‘变革’，我画的就是传统的，此地的，而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其他任何地方的”。

他的固执，让我想起《我的名字叫红》里，那些认为西方透视画法是对神的亵渎的画师们。可惜的是，这些细密画的线条与色彩，与他们内心情感与信仰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我这个伊斯兰世界的粗浅探访者来说，依旧是隐秘而不被理解的。

布哈拉市的一位画家在创作细密画

也正是在托谢夫描绘细密画的那个时候，我开始理解了一些撒马尔罕与布哈拉。15-17世纪，作为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重要社会阶层的手工业者，如此繁复而细密的工艺，在技术上又如此保守和虔诚的遵循传统，抗拒突破性的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里的思想显得稳定又静止，而历史则不断循环往复了。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各种买卖店铺和作坊按种类分布在不同的街道或街区内；行业的集聚便于工匠们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便于消费者比较价格与质量。撒马尔罕城手工业在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性发展，而手工业者的组织也同样是中世纪的行会组织，即行业协会。15世纪晚期起，欧洲的行会精神在减弱，手工业者不再靠保密等手段来保护，16世纪，欧洲的手工业者已经被纳入当时先进的手工工场。然而，16世纪撒马尔罕的经济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手工业生产仍然有封建性质，手工业者的组织也是封建性的行会组织：手工业行会由一位行会师傅担任会长，会长具有特权地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致富。撒马尔罕与布哈拉的手工业行会组织具有严密的行规，对工艺严格保密，这些工艺就像现在的专利权和版权一样，是有价值的财产。

17-19世纪，撒马尔罕与布哈拉错过了主动进入近代文明的机遇，落后了。但到了21世纪，手工业就像是丝绸之路柳暗花明的历史馈赠：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渐渐把世界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卷入了进步的进程，沙漠绿洲中的布哈拉汗因其通道作用的衰退，成了封闭、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封闭，使它静静地在欧亚大陆深处，保留和发展了伊斯兰与中亚传统文化与技艺的精华；在工业时代的激进和对机械复制的流水线产品的热情消退后，这些手工业传统的价值又重新被发现，而且因其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而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