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谈谈“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这一概念的漫长发展过程，其中会兼及“文化本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其成为今天这样一场“全球性的”运动之前，“文化遗产”是一个典型的“欧洲的”建构和传统。

　　为了使诸位对我的话题有一个更加诗意的印象，我的演讲要先从一小段文学作品开始。1927年，约瑟夫•洛特(Joseph Roth) 的小说《无尽的逃亡》在德国发表了。洛特是一个犹太人、加利西亚人 和奥地利人，而且——或许正因如此——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欧洲人。在他的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方式越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混乱的欧洲，越过了俄国革命，直接来到了1920年代炫丽诱人的柏林中产阶级的沙龙。在那里，他的主人公Franz Tunda加入了一场世故的、有关贵族社会的谈话。下面是小说中的描写：

　　在那天的庄严时刻里，他们都在谈论一个共同的欧洲文化。一次Tunda问：“您是否可以准确地告诉我，您声称要保卫的共同的欧洲文化是什么，即使它甚至从未受到过外来的冲击?”

　　“那是宗教!”——总理说，尽管他从未上过教堂。

　　“那是文明!”——夫人说，尽管人人都知道她有许多情人。

　　“那是艺术!”——外交官说，尽管自上学以来他从未看过一幅绘画。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人物扮演着自负而又空虚的角色，在他们的时代里，“欧洲文化”似乎是一个神话，没有太多真实的含义。我相信，中国文学里也会有类似的描绘，来对过去或者当下的认同进行自嘲式的反省。我们知道，文学是虚构的，这部小说也有80年历史了，但是洛特小说中的形象却与我们目前有关“文化遗产”的论争以及其中牵涉的问题有着双方面的契合。因为，一方面，民族“遗产”的观念意味着“政治上的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另一方面，它似乎更意味着不被喜爱、相当模糊和矛盾的一系列传统。那么，文化遗产在欧洲——一个基督教的欧美国家，拥有西方的启蒙运动、欧洲式的文明与个人崇拜的欧洲——的情形如何?最可能的情形是：与洛特小说中所描述的情形相似——这些事象认真地说并不准确，但似乎又都是那么一点点。实际的情形是：古老而神秘的有关“欧洲性”和“遗产”的争论已经持续了200年之久!

　　就此而言，“欧洲性”所表明的其实是言语和修辞上的存在，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想象与关联(associations)的空间。这是一个经典性的题目，发散性的(diffuse)经验、观念和希望把我们与欧洲相连。但是在“欧洲性”的三棱镜中，这些因素被发散出去，就像光先被聚集起来再被折射出去后会变得有所不同。这在1989年之后更为明显：由于在不明确的空间和含糊的边界里对模糊的价值观的折射，“欧洲”再一次呈现出了新的面孔。但是同时，欧洲还标记着一个文化背景，以此为衬托，“集体和自我的形象”得以发展——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但都符合一个新的欧洲“认同的政治”。

　　从我们的民族志的观点来看，这种“开放的”情势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寻常的前景和识见：考察欧洲文化景观(landscape)和心意景观(mindscape)的新视角。在这一背景下，我想在双重的意义上展开我的讲演：一方面，考虑到我们的“民族学的遗产”，尤其是在“欧洲的世界图景”与“民族学的有关过去的世界观念”之间的联系与共谋;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新的、欧洲式的“文化遗产”的观念以及“民族学的想象”。

　　一、 过去：欧洲的和民族学的遗产

　　对于这一“欧洲的遗产”，我们的确存在着界定和道义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明了这一“遗产”是如何起作用的。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早在启蒙时代，“欧洲”便作为心意建构而存在。这一建构有着特殊的文化权威，受到“欧洲文明”这一观念的支持。在欧洲精英的政治中，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因为它代表了双重观念——欧洲是全球发展的模范，同时，也是世界阐释的中心!

　　然后我们民俗学家来了!从18世纪晚期起，德国伟大的文化哲学家赫尔德和欧洲强大的文艺浪漫主义运动，使得民俗学与民族学能够为这些文明的形象和叙事做出巨大贡献。这样一来，“文化”成为欧洲自我认知的核心的、策略性的资源：以语言和传统为媒介而建立起强大而富有意义的“我們共同的精神倾向”，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按照需要来加以改变的和情感化的知识——这是对祖宗世系、从属关系和传统的保障。

　　由此，一个内部的“关于人民、区域和国家的欧洲秩序”得以依据文化而被建构。它可以被本质化：作为“自然性的文化”，用于建构德国人的“原乡”(Heimat)、瑞典人的“人民之家”(Folkhem)、俄国人的“灵魂”(Soul)，以及非洲或亚洲的“充满异国情调的”部落社会。自从18世纪中期以来，通过塑造诸如此类的“人民法典”和“部落地图”，族群的起源、物质特性与精神特性被以貌似“科学”的方式建构起来。

　　用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意思说：这些早期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知识因此代表着在权利的“社会空间”中暗含的策略性的知识。这就意味着，知识在权力的社会空间中变成政治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发展政治性的关联以及“文化上具有本土性”的政治单位，知识为今天民族主义的欧洲提供了特殊的“一体化的知识”。将文化遗产视为“共同的知识”的观念是这类观念的核心。这一“知识”是由特殊的文化技艺构成，通过搜集大众服饰和故事，通过百科全书和博物馆，这些技艺使传统的记忆和保存成为可能。但是这枚纪念章的另一面是，有关文化的变化和偶然性的所有观念都被去除了。因此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们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带偏见的工作规程：搜集实物和文本，帮助民歌和神话的生长，将实物文化博物馆化，划分“文化场景”，确定“典型的”象征符号和仪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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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