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族学的“遗产化”?

　　上面已经举了几个例子，下面是我的结论。尽管发生了诸多“文化的转折”，我认为，我们还是牢牢地为特殊的民族学的遗产所俘获。一方面，我们不再保护“国家的”或是“土生土长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把自己视作“后现代”认同和想象的心智掌控者(mind-managers)。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都是“自下而上地制造意义”：强调“地方性”，使之与“全球性”相对;强调“实体性”(substantiality)，使之与“商业性”相对;强调“本真”，使之与“复制”相对。在这里，“本真化”事业彰显出了其自身的性质：将“他者”的本真化等同于对“真实”(the real)的本真化。因此，在我们的“文化认同”观念里，本真性和实体性的核心思想一直暗地里延续着：因为自古至今我们一直把社会群体视为均质的“文化的社区”;因为我们的思想一致排斥模仿而追寻本真性、原生性和起源;因为即使是反思性的民族学也依旧将“本真性”作为“客观的”文化范畴，而不是将之视为把研究话题纳入目标蓝图和话语之中的“文化策略”!

　　“本真性”永远意味着“关系”(relation)!没有一样物体、服饰和传统天生即是“本真的”。所谓“本真的”，是观察者站在局外，从一个远距离的视角归纳、建构起来的。当声称“这件东西/这首歌/这个传说是‘古老的’、‘有价值的’、‘货真价实的’!”时，这实际上是一种表现策略的传达。这正是它何以有用的原因——“那就让科学权威们来拯救它吧!”“本真性”的标签因此成为我们保护文化传统和实践的支撑。它能够被用作与政客和商家联络的信号，传达保护文化而不是破坏文化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在“认同的政治”这一观念中，“本真性”的概念(而不是“永恒的真理”)对于我们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是一个很“酷”的学术和策略要素(element)的原因。

　　因此，下述问题难道不应该成为今天民俗学和民族学的任务吗?!——不断超越各种界限而将我们的视线集中在边缘(人群和文化)，集中在社会中的各种运动之上;致力于研究“什么是被制造的”，而不是“它一直是什么”;使民俗学和民族学成为同时关注文化上的漂泊、模糊和流动的“社会民族志”(social ethnography);“重新发现”和“重新书写”被忘却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遗产，而无需把遗产变成“部落的”或者“国家的”。

　　因此，我主张诸位想象一门“当下民俗学”(folklore of the present)——这门学问及其抱负也许会变得更像是“关于社会和都市的研究”。毕竟，目前世界上的大部分社会都处于城市之中。“流行的”与“大众的文化”也日益倾向于在“都市的”空间和社会中呈现——因此，与以往民俗学所关注的部落和村庄比起来，它更加多元、异质和厚重。这个不同的社会一样能够成为更新之后的民俗学和民族学——它们注重从民族学的视角研究文化的流动性而不是文化的保存，其研究范式从探索“固化的遗产”转向“汇编的想象”(compiled imaginations)——的研究对象。

　　(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1950年出生，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北京 100875)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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