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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纪新]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内容提要：清代，京师是满族的聚居区，其地域文化受到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影响。北京话，是经过满族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方言的文化结晶；旗人作家们在创作中体现了京腔语言的风采神韵，开创了“京味儿”文学流派；满族在京剧和曲艺等北京传统表演艺术的形成与完善方面贡献良多；满族的习俗曾给予北京文化以熏染；而昔日满族人的性格气质，也在当下北京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留有烙印。

关键词：满族；北京；民族文化；影响；奉献

作为中华古国北半部的都会城市，北京是历史上各民族不同质地文化互相折冲、汇融的重要焦点。北京城自古扼守于长城东段之要冲，南眺中州腹地且多向通达于华东、华中、华南，西指晋、陕、宁、青、甘而遥抵西域并南挽川、藏，北毗蒙古高原之大漠，东去白山黑水之广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之从久远以来，就肩负着中原农耕文化圈与塞外渔猎、游牧文化圈等多民族文化彼此交流、汇通的过渡带的责任。

从北京的历史沿革可见，她从来就是一座有着包容多民族文化胸襟的城市。

一

清朝在北京建都近三个世纪，其间，这里成了满洲民族（后简称满族）首要的聚居地，并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之策。大致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住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百姓，被迁至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现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被严格地分置于四方八隅。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这种严整的布局，至清中叶才略微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找商人购物，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观览世风、看戏娱乐的瘾，他们须跟外民族打交道。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①有些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胁迫，部分贫苦旗人典出了城里的居舍，离开起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可资容身处所搬迁。虽然有了此类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亡清之际无大变化。在京师的八旗区划内分设着八旗都统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的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的驻防旗人统辖起来。原则上说，遍布全国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师“老家”派出的，如果战死外地，遗骸须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最高统治者将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对应的，正如同雍正皇帝所说过的那样：“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②世居京师二百几十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发祥地”，记忆渐渐朦胧，只在为了满足忆旧情感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代的旗族人们，将北京作为家乡来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在他们中间根深蒂固。历经了十多代人的繁衍生息，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的“土著”。

清代，是满族文化出现大幅度嬗变的历史时期。严酷的八旗制度，把世代的旗人无例外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其他一切职业，不许做工、务农、经商，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在相当程度上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它也造成了八旗下层的日益贫困化。③当时，即使是“天璜贵胄”王爷贝勒们，也活得不痛快，他们虽无冻馁之忧，却也没有随意离京出游外埠的权利，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旗人们精神上的苦闷抑郁可想而知。他们为了规避人生悲剧的笼罩，普遍出现了追求艺术情趣的倾向，以便找寻心灵间哪怕是暂时的安慰和平衡，渐渐养成了艺术嗜好。起初，上层有闲子弟多在琴棋书画等较为书斋式的领域里展露才华，而下层穷苦旗人则往往到吹拉弹唱等习见的文娱形式里寄托时光。后来，贵族阶层在艺术生活方面的世俗化走势，也一天天地鲜明。全民族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后来竟至于把这个原本饱含尚武精魂的民族，改造成了一个文化气息十足的群体。

有清一代近300年间，八旗族众既然已将自己与北京城融为一体，他们在变革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就以本民族的现时文化风尚，充分濡染和变通着京师文化。在这个为时不短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城的地域文化切实承受着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深刻影响。

二

20世纪的后半期，世间开始习惯地把大众型北京文化，称为“京味儿文化”。而在这种全方位多侧面的“京味儿文化”中间，最具文化播散力、最使八方人们为之着迷的，就要数“京味儿语言”即北京方言了。这种方言，语音明快悦耳，语汇五光十色，表现面丰富厚实，谈吐间魅力无限，时常能给听者以超常的享受和感染。在20世纪前期，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广汉语白话文的日程，北京话曾以多项优势登临“国语”的显赫位置。至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这种地方性语言认定为在全国推行汉语标准话的方言基础。

我国各地的近代及现代汉语，都是由古代汉语分流演变而来的。对照华中、华南、东南等汉民族世代聚居地区，北京现代方言中所保留的汉语古音韵，是最稀少的。这显然与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历史上先后进入并统治北京地区达七百余年，直接相关。在这700年间，仅母语为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女真人与满人，就曾经在此建立过共计400余年的金与清两个王朝。在此期间，女真语和满语必会与当地的汉语发生最密切的碰撞与会融。金代与清代，女真人和满人虽属统治者，在人口比例和民族文化势能上却不占优势，故而其民族语言后来为汉语替代成为必然。不过，女真语，尤其是后来的满语，尽管最终作为民族语言的整体淡出于历史文化场景，却在一个较长的阶段里，通过与北京地区汉语方言的双向交流互渗，潜移默化地将自身诸多的信息及特征，铸入于北京方言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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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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