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云南多个苗族村寨的田野调查表明，他们的山岳文化主要体现在独特的族群结构、村寨建筑布局，服饰、文学艺术，以及仪式与宗教等方面。这种山岳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在苗族人与高地自然环境资源之间相互适应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游动性、有限性与互偿性。不断迁移流动的生计方式是形成这种山岳文化基础。它们在现代变迁中持续地调适，从而演化出新的特点。

　　关键词:苗族；生计方式；山岳文化

        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数据统计，中国苗族总人口约894万人，云南省为104万。云南与东南亚各国的苗族，普遍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森林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5℃～20℃，属亚热带气候。他们总体上自称Hmong。其中较为特殊的，不同于以上其他支系的另一支系，是云南东北部与中部一带的大花苗“Ad Hmaob”，他们以信仰基督教为突出特点。关于该区域苗族的研究，有美国苗族学者Yang Dao的《Hmong at the Turning Point》，Jean Michaud和Jan Ovesen的Turbulent Times and Enduring Peoples：Mountain Minoritie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以及Cziasarh Neng Yang的Cultural Capital：Old Hmong Culture in Modern Times等。另外还有J.Lemoine的青苗社会组织分析，W.R.Geddes的社群与生计方式的关联研究，N.Tapp（王富文）的宗教、难民与族群结构性适应，Gar Yia Lee的苗族传统宗教文化的保存与延续等。其中，越南学者陈友山的《赫蒙族文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越南苗族的基本状况。而中国的研究者主要有石茂明的《跨国苗族研究》、杨渝东的《永久的漂泊：定耕苗族之迁徙感的人类学研究》，本人关于越南苗族仪式的专著，以及古文凤、熊玉有、台湾王乃雯等的研究。本文将主要从苗族的生计方式变迁，来讨论该民族山岳文化的特点。

　　一、苗族山岳文化的传统内核及其现代延续

　　苗族的传统山岳文化体现在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囊括了人们对待自然和资源的观念与实践，涉及他们的生计方式与行为模式，与之相关的超自然文化体系和文学艺术等方面。

　　云南苗族山岳文化的基点，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游动性。这是苗族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原因所在。而民间俗语还有“桃树开花，苗族搬家”；“苗家吃水竹筒背，翻山越岭行路难，一到桃树开了花，干旱到来忙搬家”，以及“老鸦无树桩，苗族无地方，背着犁铧去讨饭”等谣谚。

　　苗族的山岳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苗族先民建立“三苗”王国，到“荆蛮”兴起，迁居武陵和五溪，最后到现代的散居云贵高原。他们持续地保持着朝向东南方向较大规模的迁徙。不仅如此，在各区域内部，还不断发生着短期的、持续不断的、往返不定的小规模迁徙。

　　直至当代，苗族人的频繁迁徙仍在持续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不断要求各民族从游动状态稳定下来。但即便是在1950至1990年代初期的严格管理时期，苗族人仍存在不同形式的流动。如在跨境流动方面，1950至1960年代初期，部分苗族因为受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影响，尤其是在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便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迁出。其间，还有零星地从中国嫁往越南的苗族新娘。而在国内流动方面，也有少量家庭在一定区域的不同村寨之间不断迁徙。如昆明周边的B村，1960年代便有两户家庭依托姻亲关系迁入本村。此后的另一次较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发生在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因为越南实施的排华政策，大量苗族边民迁入了中国。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因为没有分配到土地而成为难民。如在中越边境马关县的C村，当时便有8户迁入，并且后来全部成为了难民。

　　更具代表性是在1976～1999年的15年里，越南黄连山省有32121赫蒙族人自发地移居。甚至1990年代初期，该区域每年仍有3000人左右的不断移居。而在中国当代，这种游动同样没有消失，而是以其他少数民族中较为少见的举家搬迁，即彻底离开本土的打工方式继续延续着。在西双版纳中国老挝边境的G村，有8户以烧荒垦地为生的苗族，是分别从文山、红河等地辗转迁徙过来的。而当地政府只是给较早到来的2户落户，其他6家则选择继续迁往别处。昆明附近的B村，同样先后有2户家庭因为租种其他村寨的土地，彻底迁出了本村，但他们的户籍仍在当地。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搬迁后绝大部分都再也不回原居住地。可见，苗族在当代的迁徙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长期的迁徙传统在该群体身上烙下了深刻痕迹，它们表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是生计方面，苗族人长期开展不断游动的刀耕火种。其次，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的社会结构显得极其多样化，不同国家、区域的内部的社会具体结构方式复杂非凡、灵活多变。他们表面看来极为零散，但却又能通过周期性仪式、族群与民族认同等实现较大规模的整合，甚至发动类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挝“秘密战争”等大规模社会运动。最后，在文化方面，数百年的迁徙让该族群产生了内部文化的高度多样性。迁徙元素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语言、支系、村寨布局，文学、服饰、建筑等艺术，以及仪式与宗教观念等几乎所有方面。

　　其一，在语言方面，云南与东南亚苗族所使用的语言属苗语三大方言区中的西部方言。这种方言内部又分为八种次方言。其中部分差异超过30%。此外，这部分苗族的支系达数十个之多，包括Hmongb Shib（或Hmongb Lens）、Hmongb Nzhuab、Hmongb Dleub、Hmongb Shuat、Hmongb Soud、Hmongb Buak（或Hmongb Dlob）、Hmongb Bes等。他们之间的重要节庆、仪式、风俗习惯等均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有的支系之间甚至因为发生过战争而严格禁止通婚。

　　其二，在村寨建筑方面，首先是苗族的村寨乃至家庭的土地大多边界模糊。村寨边界的模糊绝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心理的。如云南苗族村寨几乎都不存在寨门，对村寨边界人们的认识也不够精确。于是导致今天仍广泛存在的“插花地”现象。它是指各个家庭乃至各个村寨之间土地相互交杂并存的现象。较为极端的个案，是有的家庭的土地竟然是由不同位置的六七个小地块构成。而在文化层面，则具体表现为村寨性的仪式活动——祭龙，每年的主持者均为各家轮流担任，由此表明他们的村寨中不存在族长、首领等传统权威。村民各家庭建筑也倾向于高度零散的格局。这种较高程度的均质与平等，应该同样是长期迁徙流动的产物。

　　其三，在文化、服饰艺术等方面，该区域苗族神话传说许多都与迁徙、战争等直接相关。如苗族众多的关于民族起源、发展的神话传说。而服饰的花纹，则被视为对迁徙路线的记忆。大花苗的包裹式的独特发型，据说是用于紧急情况下搬迁时储存粮食种子之用。最后，他们的部分传统房屋只是极为简易的、由树桩和茅草构成的“叉叉房”。

　　其四，在仪式与宗教观念方面，如“做嗦”家族仪式主要只在Hmongb Nzhuab中存在，不同支系在婚丧嫁娶等人生重大仪式的环节和先后顺序等方面，都有极大差别。甚至在支系内部的各家族之间，他们的很多家庭的重要仪式的具体环节都是差异极大的。进而，他们的神灵的谱系，特别是极为重要的祖先神灵，同样表现出短暂性的特点，即他们缺乏汉族安土重迁的观念。而且，他们对于祖先的祭献大多仅限于三代之内。

　　由此可见，迁徙是构成云南苗族山岳文化的核心所在，并广泛地渗透、体现在他们文化的方方面面。也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特点，东南亚苗族研究学者王富文(Nicholas Tapp)才指出，苗族驾驭“边界”的能力尤为突出，他们“擅长于边界的跨越”。相关研究对苗族迁徙文化的文化艺术方面已有较多关注，我们将集中探讨这种迁徙文化的形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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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