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苗族人的打工生计表现较为极端的两种状况。如在C村，一是村内劳动力的外出比例极高，达到约85%的比例，明显地高于周边其他民族。这部分群体所从事的，主要是城市工程建筑、服务业等。二是从1992年左右开始至今，共有10多户家庭先后远赴元江、西双版纳，并最终举家迁往打工地点。他们主要是向当地老板租地，大多是种植香蕉、茶叶等。10多户家庭跟迁入地只有零星的亲属关系，更多的只是听闻“那里地多”，便决定外出打工。他们在打工地大多分散居住，其中约有七八户已经长期不回村，也几乎不再参与本村的各类重要仪式活动。村里的土地，则以出租或免费代管等方式，交给村里的亲戚代种。只有两三户遇到村里重大节日、婚丧嫁娶、孩子读书需要办理手续时，他们才偶尔回来一趟。

　　显然，这种举家迁移的方式，可以看做是他们传统山岳文化中的游动性在当代的集中表现。在此意义上，苗族山岳文化的生计基础虽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仍在一定程度上以新的打工方式延续着。

　　第二，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限性结合方面，云南及其周边的苗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开发体现出一种转变，即从有限度的开发，转变为深度的开发方式，而这也带来了人们对苗族生计方式破坏生态环境的普遍诟病。而且，这种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体现在耕种技术、超自然观念的改变，及其引发的山岳文化的变迁等多个方面。在当代，不少苗族人放弃了传统的资源开发办法，仿效汉族大面积毁林去建构连片的梯土或梯田。然而，他们所处的滇中、滇东南区域，相当部分的地质是喀斯特地貌。而“喀斯特山区地表土层很薄，地下溶洞伏流众多，大面积开垦梯土很容易打穿地表和地下溶洞间的缝隙……诱发严重石漠化……这样的生态灾变加剧了当地苗族居民的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就在于他们将平原的土地开发技术，直接地借用于高寒山区的开发，即从浅层的、短暂的有限性开发，转变为了深度的、长期性的开发，从而导致了生态破坏的问题。

　　随之产生的还有苗族人对于土地认知观念的质变。从19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苗族人曾经对于土地只重视使用权，而轻视所有权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期间，特别是林权制度的改革，几乎所有土地、森林资源都被划归到个体家庭身上。苗族人不断确立、巩固关于土地边界的观念。当然，以往因为边界概念的模糊所导致的众多“插花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引发村寨之间的、亲属之间、家庭之间，乃至家庭内部的纠纷重要根源。

　　关于超自然世界的认识也在此过程中有所改变。不管人们是否害怕因为开发所引发的神灵惩罚，绝大部分村民已经不能再不断迁移。即便遭受到自然或其他各种灾难，人们也只能直面它们，而不能再逃避它们。也许正是因此，很多村寨中对于山神的集体祭祀已经消失。这也就意味着，不但相关神灵及宗教氛围已经弱化，更直接的后果在于，本土宗教对于自然保护的功能已经极大减弱了。

　　第三，在互偿性方面，从曾经的持续不断的迁徙耕种、采集狩猎，从而形成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平等的、对话式的互偿关系，逐渐转变为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对等的、注重短期收益的功利关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演变为一种全面且深度的征服、掠夺关系，因此极容易产生对环境的破坏。

　　如越南黄连山的严重的环境破坏历史。在1977～1987年期间，黄连山就被苗族人烧掉了37779顷森林。1980年是最多的，达到了3874顷。当时，越南政府甚至动用了军队、宣传等手段，强迫苗族人停止他们的烧林开荒行为。然而，这种直接的高压政策手段，却遭到了他们的抵制。直至目前，越南仍然还有少量的苗族人不断移居到深山僻壤，去建立新的村寨。可以推想，苗族人对黄连山森林的多次较为严重的破坏事件，可能并不仅仅是刀耕火种生计方式的结果，还可能是他们以此方式来表达对政府压制的反抗。

　　可见，正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国家需要建立对人口、资源等直接、明确的控制关系，它们都内在地要求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产权关系确定。但这种定居、定耕模式是与苗族传统的游耕模式相冲突的。二者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苗族群体与高地自然环境之间曾经建立的平衡、互动与互偿关系被迫中断，结果必然是环境的破坏。

　　由上可知，在当代变迁中，苗族的生计方式演变带来了传统山岳文化的变迁，它们表现为作为基础的游耕方式向定居定耕方式的改变。在苗族人经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过程中，也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待山林态度的改变；带来了人们关于土地权益及其界限认知的改变；导致了人们对待神灵敬畏态度的弱化；甚至因此让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某些部分出现了恶化。不仅如此，这个过程还使得苗族各支系及其文化加速整合。如他们今天的语言正日趋相近，各支系之间也可以自由通婚、交往；村寨曾经极为分散的布局，也由于人口的增加而使得建筑越来越密集；各支系的服饰已经不再是相互区别的主要标识，而是在相互利用彼此元素的过程中加速整合。但是，他们传统山岳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却依然以举家搬迁打工等方式得以传承，并在神话传说，民间艺术，以及各种族群、家族与家庭仪式中不断延续。

　　（本文刊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