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渔雁传统中的文化策略与实践理性

　　特定生境与区域社会是文化传统存在和传承的具体时空，因此，任何传统必然含蕴着与特定生境及区域社会相匹配的文化特质。

　　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迁徙游动的渔雁群体无法像定居村落人口那样接受固定的教育，识字的人极少，其文化的建构、知识的传承只能依赖于“口传心授”。由于旧时生产力极其低下，海上讨食随时面对各种凶险和突变，因此渔雁在大自然面前谦卑恭顺，心怀崇敬，甘愿将自己身段降到最低，对大自然永远心怀感恩。在渔雁口头传统中，最丰富的内容即是讲述渔雁生计的文化起源，人文始祖怎样开始最初的捕捞生计，有哪些文化创造，如何发明船、网、篷、舵等生产工具，如何教授先民们捕捞技艺，引领他们实现对各种海洋生物的认知与利用。这些叙事以感性、生动的情节提醒一代代的渔雁，在渔雁文化的源头上，人和自然的关系最初是怎么建立的，在所处生境的生物链上，渔雁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与权力。其中一些看似常识的知识，却是历经了一代代渔雁的探索实践才得来的，其中饱含了冲突、苦难和曲折。

　　法国社会理论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曾提出“生产空间”的概念，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渔雁始终没有稳定的居所，生存空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漂泊感，生计的异质性，使其与其他群体的融合度极低，婚姻的缔结以及社会关系构建基本上都在群体内部进行。在传统社会里，即使在辽河口这一带有临时寄寓或鲜明过渡意涵的生存空间里，渔雁们也往往抱团而聚，形成“自愿性的隔离区”，在居住空间上与当地其他生计群体脱榫，鲜明地体现着“人以群分”的特点。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由于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因此许多社会活动都是为了强调群体的某些集体记忆，以延续并巩固该群体的凝聚。由此可见，能够加强群体凝聚的集体记忆常常被人们所强调，所以，任何社会群体的历史都是该人群共同体对特定历史情境作出选择性记忆与叙述的结果，而选择的标准通常就是特定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群体利益需求。

　　辽河口渔雁先民在创生与传承渔雁始祖叙事之初，未必在主观上即明确以此作为实现群体凝聚和认同的文化策略及手段；在这类叙事的后世承传中，人们也未必清晰意识到这类叙事可以在辽河口区域建构“我群”的边界与历史，在迁徙地的生存博弈中扩大话语权，是做强本群体形象及集体记忆的象征性资源。但是，当这些具有权威性的渔雁始祖形象经世代传承深植人心之后，对于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渔雁们而言，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具有法力依据的崇信对象，得到普遍认同。事实上，在对中华始祖神话的转化与重构过程中，这些神话原型已成为渔雁群体的文化利器。对中原始祖神话的续码重构，不仅是渔雁群体文化建构的一种策略，其中也内隐着该群体在特殊生境中的生存实践理性。这些叙事不是脱离生活的碎片，而是占据着社会记忆的空间，作为象征物代表着曾经真实存在的“过去”。同一个业缘传承体系的渔雁们由是得以相互认同，形成凝聚力，以对抗来自外部的生存压力。

　　渔雁群体的口头传统承续表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这一传统的生成与演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迹可循，是该群体智慧与生存经验的结晶，隐含着渔雁群体立身行事的基本价值观念。一些优良的传统不仅为该群体确立了人格范例，也以日浸月染的方式为群体形成理想人格提供了基础，具有模塑“一方水土一方人”的以文化人功能。

　　四、从遗产到资源：文化传统的承续动力与意义重构

　　辽河口渔雁文化具有乡土知识的合理性，其以独特的话语系统合理地解释着自然与生计、社会与历史，是渔雁群体从生活视角展开的一种对区域与族群历史的展演，是从民间生活的视角进入的一种对历史的叙述。

　　二界沟镇位于辽河入海口的前沿地带，这里有涨潮为海、落潮为滩的“渤海金滩”，自古以来即被誉为辽东湾第一渔镇，是辽东湾的天然渔港之一，周边沿海滩涂栖息着丹顶鹤、黑嘴鸥、天鹅、鸿雁、大苇莺等多种珍禽，有长满红色碱篷草的天下奇观“红海滩”。近年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已正式建成开放，一弯飞桥过海，贯通了二界沟和红海滩风景区，使二界沟小镇成为辽东湾的一颗明珠、驰名遐迩的旅游胜地。

　　如果说历史上二界沟曾是吸引“渔雁”岁岁年年聚此捕捞的滩涂热土，近些年，“似曾相识燕归来”，当地又接续性迎来一批批新的“渔雁”。与传统的渔雁相比较，新一代渔雁无论人员结构还是生计指向都发生较大变化。

　　历史上，二界沟的陆雁、水雁多来自河北，仅有少量来自山东、河南两省，这些渔雁“闯关东”，实乃生活所迫，是谋生之计。而近年来涌入辽河口的渔雁们，除河北、山东两省外，更有包括四川、江浙等远道而来的捕捞人。与往昔比较，新一代渔雁的捕捞设备已经“鸟枪换炮”，与传统的渔雁不可同日而语。这些人每年仍沿袭春来秋往的季节性捕捞，其生计指向却与传统的渔雁有本质不同，它已不仅仅是谋生之策，更多的人是奔着到辽河口海域“淘宝”。换言之，推动新一代渔雁汇聚辽河口的驱动力是当代中国经济运行中无形的“市场之手”，也得益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开放之门。在这一潮流带动下，仅二十几年的时间，二界沟便由昔日一个素朴渔村发展为繁华小镇，在辽河口的版图上凸显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地位。

　　素朴渔村既已发展为繁华小镇，无疑为当地政府、相关机构与渔雁民众提供了有所作为的空间。近年来，为使渔雁文化在辽河口区域的发展中发挥更大功用，当地政府、相关机构、企业、媒体以及渔雁群体中的文化精英，已于无形间自觉组构成“多元行动方”，开始合力打造辽河口特色文化，致力于将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转换为更有价值的资源。在渔雁文化的传承与转化、传播与旅游开发的结合方面，当地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诸如，二界沟开海仪式是当地一种古老渔俗，民间俗称“开海”“祭海”。过去每年冬去春来，渔雁们都隆重举行开海仪式，以祈求鱼虾满仓，海上作业平安。近几年，当代政府首先引领复原了二界沟渔家“开海节”祈福仪式。再如，二界沟传统的排船（打造木船）技艺已有180多年传承历史，这种以手工方式制造的大型木船具有鲜明的“渔雁”生计特点与海口地域特色。古往今来，当地排船多沿袭手工打造与民俗祭祀活动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令排船过程充满人情味。近年来，传统排船技艺的大“掌作”张兴华为二界沟辽河口老街的复建，先后复原打造了旧时在辽河渡口上有名有号的“福昌顺”号门锭船、“福永顺”号瓜篓船等一系列古船，在渔雁中形成极大反响，其本人也因此获评“大国工匠”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誉。又如，辽河口渔家号子旧时曾唱响辽河港湾，现在虽然已废弃退出了渔捞生产，但经当地文化部门挖掘整理后，由老一代渔雁李子元老人领号，率一众渔雁在当地旅游文化中又复呈现，给来此地旅游或“淘金”的文化“他者”带来惊喜。而辽河口渔家菜经挖掘整理后更是直上层楼，一些菜品直接进入央视媒体“舌尖上的中国”，声名大振。如此等等。这些传统的修复与重建，大大激发了渔雁群体的文化自信与自豪感，使辽河口渔雁文化的影响力得到有效提升。今日二界沟小镇，无论是传统技艺排船的造船厂、补网场，还是码头、鱼市，随处可闻南腔北调混杂的语音方言，可嗅腥咸浓淡胶着的河海气息，可见形同各异而又相互融通的交流方式，可感“渔雁”文化飞地的独特韵味，这一切都在诠释这种古老文化在当代的活态传承。

　　值得提及的是，在助推渔雁文化从“遗产”到“资源”的转化中，渔雁群体精英的作用至关重要。前述二界沟传统排船掌作张兴华、渔家号子传承人李子元、渔家菜传承人张嵩等均在此列，每人皆有可圈可点的谋划与践行。此中，渔雁文化传承人刘则亭的文化自觉与传承实践更是对此的生动注脚。刘则亭1944年生人，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是渔民出身的文化人、渔雁的后代。刘则亭能讲述1000余则有关渔雁的故事和传说，善于运用生动质朴的语言来增加故事的感染力，在讲述中常常穿插一些渔歌、号子，并习惯运用手势等形体语言，使故事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大大提升，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渔雁民间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

　　刘则亭除了将心力投注到渔雁民间故事的搜集采录与讲述传承之外，早在30多年以前，其便以一人之力开始搜集渔雁生产、生活器物，如旧船、网具、铁锚、海碗等，大到渔雁使用的传统木船、十几吨重五六米长的巨型铁锚，小到大枣一般的石质网具、生活器皿。从开始搜集这些用物至今，已搜集渔雁生产、生活用物千余件，压舱石20多块，老樯木数百根。这些丰富的藏品使渔雁文化与口头传统有了可依托的物质载体。

　　2006年，在刘则亭的提议下，当地文化部门积极筹划建立了辽河口渔雁民俗博物馆。博物馆就设在刘则亭的家，其家也是二界沟老网铺长发福的遗址，刘家在长发福网铺遗址已居住几十年，繁衍了几代人。长发福网铺遗址现有房屋22间，刘家住5间，剩下的房屋都用来收藏“渔雁”民俗用物。在这个小小的渔雁民俗博物馆中，还有一个“渔雁”文化资料的档案室，内藏经过整理的与渔雁有关的文字资料约1000余卷，记录二界沟渔雁生产与生活的黑白照片资料千余幅。近年来，这个博物馆每年都接待众多来访者，年接待参观者多达千余人。

　　渔雁群体精英一般都具有如下一些共同特质：熟稔本群体的源流、历史、惯习与传统；对群体文化及其运作机制有清醒的认知与评估；掌握本群体生产与生活领域丰富的知识；对传统的意义开掘及其价值重构有与时俱进的践行能力；在传统的承继与保护方面具有更高的文化自觉；在本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权威性……。

　　上述情况不仅见诸辽河口，在我国各地的非遗保护实践中，几乎都有地方精英活跃的身影。这些地方精英，一般跻身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他们对地方事务不仅掌握有一定的话语权，同时也具备相应的实践执行力，故而在许多地区，地方精英已经成为当地“非遗”保护与开发的领跑者。这一群体对非遗的保护、修复及开发，普遍存在着对原有文化传统予以现实社会语境下的意义重构。此中成功的实践固然广受各界赞誉，而走偏的操作也遭受到各方质疑。诸如，一些地方以经济效益作为对非遗进行保护与传承的衡量指标，将其单一化地视为助推地方工业化、商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本；或者将非遗保护与认同政治联系在一起，掺杂进很多其他功利性因素，将保护与开发政绩化，演化为政府及职能部门的“面子工程”。

　　渔雁文化在“非遗后”的承续与转化，表明其作为渔雁群体的历史与文化记忆，在当代辽河口区域的社会生活中仍有其价值与功能，并未全然退出区域民众的生活，更未退出人们的记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持有者认知与观念的递进，辽河口区域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依循着文化固有的逻辑，对古老的渔雁传统不断重新建构，使其有机地融入变迁后的社会生境，以调适性应对彰显了文化内蕴的动力机制及策略本质。

　　结语

　　渔雁文化传统含蕴着丰富的原生文化质素，沉积着多层次的文化认知体验，其不仅以族群记忆的方式对渔雁群体的历史予以了“建档”和“存档”，也如同一座坐标，使辽河口区域社会的运行秩序得以有序构建。渔雁生计之路的历史开凿，成就了一个文化与文明的特殊通道，是异于其他生计文化的文明累层。在世界各地海口文化日臻消逝的当下，辽河口渔雁文化遗存是一种幸运。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族群的传统维系着这些历经磨难而承续至今的文化基因，方使今人得以从这一方独特的渔猎捕捞文化“飞地”中，窥见辽河口区域历史的发展印痕，发现这一古老传统映射出的生态思维及生存智慧之美。

　　进入“非遗后”时代，渔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更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联结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路径。对这一文化传统价值的认知，对其资源潜能的开掘转化，对其可持续性的拓深拓展，可谓前景开阔，任重道远。

（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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