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渔雁”是辽河入海口区域古已有之的一个特殊生计群体，其口承叙事已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渔雁生计之路在辽河口的开凿，成就了一个文化与文明的特殊通道，使该区域沉积了异于其他生计文化的文明累层。渔雁文化内隐的实践理性与资源潜能，在“非遗后”被逐步认知和开掘，在区域社会的发展中显现出积极的动能与不可替代的价值。对这一古老文化传统重新审视，剖析其绵延至今的承续动力，解析其从“遗产”到“资源”的实践过程，对于当下我国乡村振兴中认知、开掘传统文化遗产的“杠杆”功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化与拓展，无疑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渔雁文化；口头传统；承续动力；意义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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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辽河口渔雁生计群体及其文化的特殊性

　　辽东湾是辽河入海口，也是中国纬度最高的渔场，每年冬季渔场都会冻结。辽东湾渔场的地质条件独特，海滩皆为泥质滩涂，肥厚的滩涂特别适合鱼虾和各种蛤类生长，因此自远古以来就吸引着没有深海捕捞能力的人类群体来此赶海捕捞，捡拾蛤类。历史上，每到大地回春，海冰消融之际，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群体都会顺潮而出，应时在辽河口聚集，开始这种几近捡拾性的捕捞生计，这一群体被当地人俗称为“渔雁”。古往今来，就是这样一个庞大且流动的群体，以其绵延不息的生计传统、文化实物与口承叙事，留下了其在辽河口拼搏的生存足迹和族群记忆，构筑了辽河口文化的历史根基。

　　“渔雁”即赶海的打鱼人，持这一生计的打鱼人没有远海捕捞的实力，只能在沿海水陆边缘随潮流迁徙，在江河入海口的滩涂及浅海捕鱼捞虾，沿袭一种不定居的原始渔猎生计，每年都像大雁一样春来秋往，迁徙于陆路的江河入海口处，繁衍生息。称其“渔雁”，是因为这一群体自远古即已存在，历经漫长岁月，穿越渔猎文明和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由于生计的特殊性，这一群体在我国历代社会都近乎处于行政辖制的“几不管”状态，文献对其极少记载，其文化的边缘性属性特征明显。

　　20世纪初，河北省东部乐亭、滦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打鱼人从陆路滦河口等地徒步走到辽河口打鱼，俗称“陆雁”。陆雁最多时结帮上千人向辽河口进发，队伍浩浩荡荡。而冀中白洋淀地区养船的人家，多用那种被称为“小燕儿飞”的小木船，由小船载着一家老小十几口人，行水路来辽河口海域打鱼，俗称“水雁”。无论陆雁还是水雁，都只是春夏秋三季在辽河口渔捞为生，靠海吃海，鱼虾七成粮，冬季均返回故里冀中或冀东越冬。

　　在传统社会，渔雁群体的社会地位处于农耕阶层之下，属于社会底层。渔雁口头传统对此有真实描述：有两人见面后相互发问，“你是干啥活计的？”答：“我干的活死了还没埋。”反问：“你干啥活计的？”答：“我干的活埋了还没死。”周遭人听了，都明白这两人是干什么生计的了：“埋了还没死”——是在地下挖煤的；“死了还没埋”——说的就是渔雁。渔雁在船上捕捞，船小稳定性差，生命随时有危险，死在船上没法埋，只能拉到岸上掩埋。寥寥数语，却道尽了渔雁生计之凶险。历史上，“陆雁”和“水雁”虽是两个群体，但在渔雁群体内部却并无高低之分。

　　自20世纪30年代，渔雁生计在我国沿海及世界各海口区域逐渐断行。辽河口二界沟是渔雁聚居之地，当地渔雁定居是在1931年。其时，东北三省沦为“伪满洲国”，关内民众被限制往来关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一些渔雁为生存所迫，携带家口偷偷爬过长城或者走小道来到辽河口谋生。当然，这部分人在当地落脚后就不能迁徙了。就这样，沿袭千百年来的渔雁迁徙历史，到1931年结束。

　　了解渔雁的生活以及历史，就能理解其文化建构为什么具有门类齐全、杂糅并包、各种知识皆自成体系的特点。从宏观上看，渔雁群体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生计的特殊性使其在文化上形成一个完全自足的体系。然而，从河北的海河口迁徙到辽河口，再沿着海岸线继续往北流动，一代代渔雁接触交往的社会幅面异常开阔。二界沟的渔雁文化传承人刘则亭幼时曾听其外祖父讲过二界沟“四脸仙结拜”的传说，相传有红脸、白脸、黄脸、黑脸的四仙曾在二界沟长发福网铺结拜。还有一些老一辈陆雁也津津乐道夜间出潮回来抬货，在月光下看见过四脸仙在长发福网铺结拜，还传说人一进院，四仙就不见了，说得活灵活现。其实，这类传说的生成应该有一定的现实依据，极有可能脱胎于历史上辽河口曾有过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的渔雁汇集在此的历史记忆。可见，渔雁是一个既带有某种封闭性又带有一定开放性的特殊生计群体。

　　渔雁生计的规矩和禁忌很多，如在船上不能乱说话；不允许打闹嬉笑，指手画脚，叉腰背手等。这些禁忌不仅与船小空间逼仄限制、捕捞生计不容分散精力有关，还与渔雁群体的一些古老信仰相关联。渔雁俗信，海上的许多生物，小船上的所有设置，都有神灵附着。在神灵面前，人不可指手画脚，必须谦卑，人若高傲，神灵就会降罪。同时，在渔雁文化传统中也不见对巫觋神汉的崇信，渔雁普遍笃信船上不宜举行任何跳神仪式，概因陆上巫觋不谙海上之事，既然这些所谓“通神”者不懂潮性，在靠海为生的渔雁面前也就没有指点生活的权威。

　　由于生计的特殊性，渔雁口承叙事和一般海岛渔村的口承叙事有很大的不同。其口承叙事带有鲜明的渔雁生计特点和原始渔猎文化遗风，如对渔雁群体的始祖崇拜、海神崇拜、自然崇拜、对渔船网具及捕捞工具发明创造的解释，对该群体的生产生活、习俗传统等，均有全方位反映，富有河海口地域与渔雁生计特色。渔雁口承叙事在形式方面也有其特点，由于海上生产风浪大，船上空间有限，休息时间短暂，渔雁口承叙事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且较少发展和变化。

　　辽河口渔雁口承叙事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2006年，渔雁民间故事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渔雁口头传统中的人文始祖想象

　　在辽河口渔雁口头传统里，对渔雁人文始祖的想象与渔雁文明起源的解释一脉相承。这类叙事不仅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伴随着历史上一代代渔雁从中原地区向辽河口的迁徙流动。一些原本在中原神话中有深广根基的人文始祖也连同他们的“神绩”在辽河口落地生根，只不过画风有变。这类神话叙事无一不浸染上浓郁的海口之风，散发着渔雁文化的特有气息，体现了渔雁群体特殊的文化想象。此中较有代表性的叙事有《黄帝造渔船》《炎帝造篷》《蚩尤造舵》《伏羲造网》《女娲在船上补天》（女娲用勃蜊牛钉天）等等。

　　在上述叙事中，一些在中原神话中具有人文始祖属性的人物原型几乎都参与了渔雁文明起源的创制。黄帝造船，炎帝造篷，蚩尤造舵，伏羲造网，女娲在船上补天……可谓各路大神齐显神通，在渔雁文明的起源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言而喻，这些中原神话原型在这里统统被进行了某种重构，其“神绩”已与其在神话原生地拉开了较大的距离。然而，正是依托这些中华人文始祖原型的权威性，通过一代代渔雁的情感演绎，铺排成篇，口耳相传，他们的“神绩”不断被重构、强化，最终定型为稳固的渔雁始祖叙事，积淀为渔雁群体的文化记忆。这些渔雁人文始祖及其文化发明的叙事，作为渔雁群体文化源头的“原生性”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该群体民众精神的滋育及其文化建构走向。

　　渔雁人文始祖叙事的原型本生成于中原内陆文化圈，有关这些中华人文始祖的神话与传说在原生区域可谓家喻户晓，有深广根基。辽河口的渔雁先民主要来自于中原区域，据老一辈渔雁讲述，过去每年循着潮汛迁徙流动到辽河口的渔雁主要来自河北省，尤其是冀中平原的白洋淀地区，辽河口二界沟小镇便有“河北人打底”之说。一代代渔雁春来秋往，一年有三季在辽河口聚居劳作，“其语言风俗一仍旧贯”，而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故土原有的一些信仰以其为载体在辽河口得到承继与传播也属自然而然。

　　从宏观上看，特定的口承叙事总是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生成于一方水土的口承叙事常常可以将“小区域”与“大社会”联系起来。应该说，渔雁先民对中原本土的原生文化是熟悉的，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炎帝和黄帝的大量神话与传说，炎黄二帝已成为公认的中华民族始祖形象，出于对其的爱戴，后世民众纷纷将中华文明史上的许多文化发明创造，诸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都归功于黄帝或其臣子的发明；炎帝则教民使用工具，播种五谷，教民医药、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等。炎黄二帝也因而成为善于发明创造的人文始祖。这些神话原型以人为载体被携至辽河口之后，渔雁先民根据外部生境的变化，自觉调动起原有的文化经验与智慧，根据群体的集体记忆，将原生文化的象征符号及权力话语予以整合，融入生境变迁后的调适性应对，将人文始祖叙事与渔雁文明的起源巧妙对接，重新建构起具有辽河口生境特点与渔雁生计属性的叙事体系，使其成为一代代渔雁认同的文化旗帜。此举无疑带有明显的文化谋略意味。同时，由于渔雁人文始祖叙事充满了情感体验，这类叙事的情感及其象征意蕴已经深深植根于渔雁群体的集体意识之中，故而这类叙事又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神圣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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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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