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神话母题的丰富性。从目前采集到的蒙古族神话看，几乎涵盖了世界的起源、神的起源、万物的起源、人的起源、族的起源、自然现象起源、动植物起源、文化起源以及婚姻、战争、灾难、巫术等所有可以罗列的神话母题类型。以人类起源神话母题为例，如《天地之形成》中说，天上的众神给地上世界送来与天神一模一样的人类，属于“人从天降”母题；《天神造人》中说，天神腾格里用泥土捏出一些男人，属于“天神造人”母题；《巴巴额吉造人》中说，创世神的母亲用羊皮造人；《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中说，最早一对男女生的一个肉卵孵育出人类；《青蛙儿子》中说，青蛙变成人；《苍狼与白鹿》中说狼与鹿结合繁衍蒙古人；《鲁俄俄》中说，人与仙女婚婚生人；《三个姑娘和天王的儿子》说牧女与天神婚生人；《蒙古秘史》中说，乞颜部祖先源于感光生子。此外像《鱼生祖先》、《天鹅始祖》、《公牛始祖》、《山的儿子》等，都表现出人类起源母题的地域性差异性和特定部族产生的多源性。

　　三是蒙古族神话传承与保存中的碎片化。蒙古族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相比有所不同。南方民族由于聚居区人口相对稠密，同一地区民族成分的构成相对多样化，并且稻作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这就导致每一个民族对民族自识的高度关注，往往以神话这种具有历史记忆性质的“神圣性”教科书为依托，在重大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会常常演述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叙事的完整性。对作为典型北方民族之一的蒙古族而言，神话传承场域和叙事内容则相对分散。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总人口为5981840人，分布在我国的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作为主要聚居区的蒙古族自治区面积达到118万平方公里，由于开阔的草原文化导致的人口聚居地相对分散，这也导致神话流传的板块分割和碎片化的特点。特别是游牧的生产方式和远征尚勇的文化传统，使大量带有一定历史原型性质的英雄史诗和英雄传说逐渐取代了以想象或虚构方式建立起来的神话系统。即使许多原始部族流传到后世的神话，也往往带有较强的区域特色。

　　当然，蒙古族神话的碎片化现象并不是神话的消失，其中大量神话母题会借助于其他文类或文化载体得以保存下来。有些神话与佛经故事、萨满神歌、民间说唱等结合在一起，有些附着在文化器物中，有些则融入到民间祭天、祭火、祭敖包等民俗仪式中。目前许多列入蒙古族各层级非遗名录的项目都与神话具有不解之缘，且不说突泉县的《突泉传说故事》、准格尔旗的《准格尔传说故事》、敖汉旗《敖汉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都具有神话母题，众所周知在《江格尔》、《格斯尔》等蒙古族英雄史诗都无一例外地吸收了古代神话的经典母题，像江格尔可以进入七层地狱下的红海底，会用神树的宝叶救活战友洪古尔，而洪古尔的未婚妻格莲金娜能在丈夫危难之际变成一只天鹅出手相救。同样，在描述格斯尔的出生方面，有的说他是天神腾格里儿子的转世，有的说他是玉皇大帝次子，是威震十方的圣主。这些叙述直接把神话中的“三界相通”、“神的变形”、“圣主天降”等母题直接植入到史诗叙事中，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家喻户晓的英雄。

　　三、蒙古族神话作为非遗的重要文化价值

　　蒙古族神话叙事的古老性与文化意蕴的丰富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文化价值，许多神话深刻影响着蒙古族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甚至引导或规范着群体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乃至信仰。

　　首先，神话是保留蒙古族古老民族记忆的口碑史。国内外的学者对蒙古族的族源提出过不同的说法，诸如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鞑靼说、白狄说、蒙兀室韦说等。这从神话中的不同图腾崇拜也可略见一斑，说明蒙古族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一样，在形成过程中吸纳不同支系或部族的可能性。民族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一般会通过集首领、巫师、艺人的传承人通过具有神圣性的“神话”来记录和传承。有研究者认为：“历史不是客观经验的赐予，历史是神话。神话亦并非杜撰，神话是现实，只不过是在另一序列上，是比所谓客观经验的赐予更现实的现实。”[1]这一论断较好地解释了神话在许多民族历史中的载体作用。有些神话还较具体地记录了民族迁徙的轨迹，如流传于吉林前郭县的《化铁出山》中记载，以前蒙古部落与突厥部落争战时败北，逃出两男两女在大山谷里结为夫妻生儿育女。当山谷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人畜时，老人就带领大家砍树为柴，用牛马皮做成风箱，烧爆山石开辟了一条通往深山外部的路。从此蒙古人走出了峡谷和大森林，进入了广阔肥美的大草原。这类神话保留了蒙古族从山林迁徙到草原的历史。类似内容在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的《额尔古涅·昆传说》也有记载，并指出时间发生的时间是约在成吉思汗出生前两千年。[2]研究实践表明，神话的“口碑史”传承功能是其他文化遗产所难以替代的。

　　其次，神话是护佑草原文化生态的常青树。草原文化是长期繁衍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各民族包括历史上的各族先民所创造的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并具有鲜明地域文化内涵的各类精神产品。对于蒙古族神话而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态为神话叙事打下深深的草原文化烙印，正如恩格斯提出的“在原始人看来自然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3]蒙古族神话中恰恰凝聚力有关草原生态的最原始古朴自然观，倡导了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天人和谐观，如《保牧乐》神话中说，一位名叫保如乐岱的单身牧羊老人，因智胜危害羊群的乌鸦、恶狼、纸鬼、黑龙等天帝的使者，最后被蒙古人普遍供奉为“牲畜保护神”；《吉雅其》神话说，勤劳的牧马人吉雅其被人们当成牲畜保护神，而他的慈善的妻子则成为孩子们的保护神。这些神话把草原的保护者塑造成为蒙古人心目中与生活休戚相关的“神”，这些母题涵纳着道德伦理和民俗信仰的正能量，在规范日常行为、调节人际关系中具有积极意义，对维护良好自然生态和社会和谐同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他如《寻找仙丹神药的狼》、《长翅膀的神马》、《马头琴的来历》、《金鹰》、《松、柏和麻黄是为什么常青》等直接表达出草原风情，洋溢着“一草一木皆关情”的草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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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