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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全杨玲]中国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价值探析

生活在云南剑川地区的白族，把民间的调解称为“议话”（羌族也是如此），就是讲道理的意思。若双方发生殴打，则由其中一方准备酒菜，要求本村有威信的老人、知识分子或旧时的保甲长到家评理。双方到齐后，先由当事人分别叙述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然后由其他人评理。对盗窃、通奸等违反习惯法的行为，一般也是请人议话，不对的一方即为输理，要赔偿损失并罚款。类似的民间调解方式还有毛南族的“匠讲”，主持人是村老、排头、学董、文武相公等；［2］（P142—143）瑶族的“交码”，当村子里发生争端需要请头人处理。判案时，以禾秆为筹。当事人申述发生争端的原委，每讲一条道理头人就折一节三寸长的禾秆放在桌上，有多少条道理就有多少根禾秆。甲方申述完了，头人把禾秆收起来带到乙方去摆禾秆，把甲方的理由重复一遍。乙方如果不同意，又向头人申述理由。这样往返数次，直到双方的理由都摆透了，头人再根据双方的陈述判案。［3］（P68—70）

又如，历史上凉山彝族不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都由专职的“德古”依照习惯法解决，且这种纠纷解决的机制在今天还被民间广泛采用。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1982年，男方姓吉达，女方姓曲木的二人从小订下娃娃亲。后曲木与男方行了婚礼，但未落户夫家（彝族风俗，双方举行婚礼后，女方要隔2—3年方落户夫家）。后来曲木认为吉达人才不如她，遂提出离婚，在财产返还方面发生争执，在“德古”的调解下，曲木家用“依查”仪式即热烫钱，杀一头牛请吉达家吃，意为向吉达家表示歉意，并退还男方婚事费用共5000元钱。案结后，举行了“西过则”仪式，即捏死一只鸡，并说：“今天是猴年马月猪日，你们两家的这桩离婚纠纷在‘德古’的处理下，已经说清楚。将来如果哪一方反悔，就如这只鸡一样死去”。此纠纷得以妥善解决。

该种纠纷解决的“方案”对法律界人士来说，多半是陌生的，因为这一争议本应到法庭上“讨个说法”，于是接下来的程序便是起诉、传唤当事人到庭、举证、质证、裁判、执行，然而彝族人民并未这样做，他们选择了让“德古”、“毕摩”们当“法官”，用他们的“土办法”，在两三天或一个星期内便成功解决了，用现代的话说“诉讼效率不可谓不高”，而这不正是现代法治孜孜以求的目标吗？用法律专家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这种做法也许是“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但在彝区人民看来，他们的祖宗之法——习惯法便是解决争议的最佳方法。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按照制定法解决的争议，尽管当事人获得了一纸裁定，却并未获得实质上的解决，于是只好又请“德古”们出来解决，而经“德古”们的处理，纠纷还真的获得了“实质正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法文化中的“赔命价”制度和调解制度，确实包含着深刻的原创智慧，它不仅可以为当代法制提供根基性的文化资源，而且还包括技术性的知识。

重视司法程序之外的调解，研究和总结民间解决纠纷时重妥协、重宽容的经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特别是欧美法治国家司法改革的重点。目前，世界各国普遍确立了不同程度、不同模式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机制，对于已经出现“诉讼爆炸”现象的国家，极大缓解了司法和社会的压力；对于职权主义程度较高的司法体系，带来了司法民主化的气氛；对于特殊类型或复杂的案件，提供了符合情理、追求实质正义的个别平衡。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宽容、妥协、和解的精神对于当代法治的重大意义。

二、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因素

少数民族法文化中包含有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因素，其中蕴含着人类社会早期的原创性智慧。摩尔根、恩格斯都曾赞美过原始社会制度的自由、民主、平等，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是自由的，政治的精神是民主的”。［4］（P248）一般而言，族长、寨老等社会组织首领的产生并非世袭或由特定权威指定，而多以个人的才德、威望以及受到全体成员信任和拥戴的程度自然形成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活动一般以会议的形式进行，族群中的内外大小事务由与会者共同商议、表决，最后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决议，首领只起到召集、主持和宣布决议的作用，社会组织的权力还是来源于大多数人的合意。例如，在北方游牧部落中，通过盟誓，部落或部落联盟内部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利义务较为稳固的关系，来维持、推动内部秩序的正常运转；通过议事会制度，部落中的重大事件，如战争、打冤家、对外交涉、调整草场、制定习惯法等，多由部落头人和民众推选的代表联合召开部落议事会，甚至是举行部落全体成员大会讨论解决，以维护族群成员的共同利益。

西盟佤族社会也存在类似的原始议事制度。窝朗、头人、魔巴、朗巧中的任何人，即使权威再高，也不得独断专行。他们行使职权时必须符合阿佤理，有关部落或村寨的大事，必须召开头人会议协商解决，有时还得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许多佤族寨子至今还有类似“民主广场”那样的一块坝子，供村民协商、议事之用。除了民主议事制度外，西盟佤族的权威者也不能享有种种特权，他们的言行也处处体现佤族原始部落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精神。例如：

1955年8月，原小马散寨大头人岩瑞约了5个人去偷西盟粮库的存米，结果被发现，该寨群众认为他丢了寨子的脸，根据阿佤理抄了他的家，拆了他的房屋，把他的猪也杀了分吃掉。此后其兄弟盖房都不找他帮忙，以示断绝关系。岩瑞在寨子里住不下去了，就跑到果果寨去住。1956年9月才回到小马散，而寨里人已不再承认他是头人了。再如，窝努寨魔巴岩扫之长子与已订婚的女子结婚，该女子的未婚夫即根据阿佤理抄了岩扫魔巴的家。

这说明佤族的头人、魔巴一般是受群众信任的，但如果违犯阿佤理，同样要受到制裁，这是原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在原始状态里，全体成员的关系都是直接的，他们共同消费非常缺乏的社会必需品，利益是共同的，基本的社会秩序也是通过原始的社会控制手段来维护，原始人几乎很少意识到存在一种超越族群之上的权力。尽管这种观念与现代法治社会宣扬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有本质的区别，但它却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们真正树立并实现这些观念的起点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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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