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津有这样的自信，因为这些艺人个个都身怀绝技，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海菜腔传承人施万恒把滇南四大腔之一的海菜腔唱得荡气回肠，还能跳烟盒舞；石屏县曲左村的彝族尼苏人支系阿家文，被称为“四弦王子”，是田丰传习馆的“重磅炸弹”；花腰彝传承人张士林，会100多套花腰彝的词、曲和舞步……“凭着少数民族艺人精湛的表现，即使没有华装美服，照样可以打动人心”。

　　同时，她在滇南的石屏、建水、红河、绿春设置了8个传承点，涉及彝族、哈尼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共五六个支系。这些传承点以传承人的名字命名，每月给传承人500元的生活补贴。“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的民族文化传承，学得好的学生可以获得一次到昆明演出的机会，这样学生也有了学习的动力。”

　　“都市和乡村的这样互动，能把源生坊做成活水，既有深厚的文化之根，又让世人欣赏到艳丽芬芳的文化之花。”这是刘晓津的核心构想。

　　无比残酷的现实：投入与产出之比10：1

　　2007年4月至11月，源生坊在昆明的创库主题艺术社区连续演出了几个月，每场门票30元。刘晓津为艺人的食宿、误工补贴共投入15万元，门票收入却仅1.4万元，严重入不敷出。“昆明的文化消费群太小，只要收门票，就没有人来。人们愿意花30元去电影院看一部大片，却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原生态演出埋单。”

　　为了填补亏空，她想与旅行社对接，开拓客源。为了说服一家旅行社与源生坊签订合约，艺人们免费为旅行社带来的法国人演出了6场，演出效果甚佳。正要签约时，“5·12”地震爆发，举国悲痛，所有演出业都歇业。此后是奥运会，来华的旅游签证紧缩，客源减少，年底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云南的旅游业雪上加霜，源生坊的演出完全跌到谷底。艺人们无事可做，只好回家。为了维持生计，从去年开始，刘晓津又涉足餐饮，由于不懂经营，“亏得一塌糊涂”。

　　而她设想的半年在城市，半年在乡村的艺人生活，也未能完全实现。“一些年纪大一些的艺人留恋故土，愿意回家；但是一些年轻艺人骨子里还是想在城市安家落户。”刘晓津没有权力阻止他们留在城市，只能尽可能地鼓励他们多回乡。

　　源生剧场的停演也让刘晓津十分担心。虽然艺人们在长期的训练中，有了一定的文化自觉，但是停演时间太长，终究会导致人心涣散。艺人们不时给刘晓津打来电话：“刘老师，最近可有演出？如果没有，我要出去打工半个月了。”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刘晓津就十分难过：“田丰传习馆的失败，让这些少数民族艺人很失落；如果源生坊再失败，那他们就真的要泄气了。”

　　而乡村传习方面，也不断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刘晓津设法能够解决，有些却一筹莫展。

　　彝族“三道红”支系传承人后宝云在家乡教授烟盒舞，其中有一个动作要在地上滚来滚去，由于村里没有专门的练习场地，只能在土地上滚，不仅蹭脏了衣服，回家挨骂，而且膝盖摔得生疼，没有人肯练。

　　得知这一消息，刘晓津到后宝云这个传承点检查时，特意带上了一块宽两米的廉价红地毯。吉普车里放不下，只好裁成两半，到了村里再用线缝起来。他们还给学生们买了5套护膝和护腕，轮流带。学生们见到地毯时，高兴得在上面打滚。

　　擅长做乐器的王里亮，答应在红河州垤施村传授笛子技艺，但他提出：“一家一家敲门去请学生的事我不干。”刘晓津联系了村里的小学，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王里亮到学校里去教课。

　　不久以后，王里亮苦着脸对她说：“没法教。”他给学生们做了40个小竹笛，但是孩子调皮，把竹笛掰断了。这竹笛要用11月的小金竹为材料，用烙铁烙出一个个小洞。为此，王里亮专门上山采金竹。刘晓津建议让学生自己上山采金竹，自己制作竹笛。学生付出了劳动，就不会随便把竹笛掰断了。

　　过了半年，刘晓津又问王里亮的进展，他说情况还是不妙。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规定五六年级的学生要应付中考，改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学。可是三四年级的学生年纪太小，竹笛很难学会。王里亮只好找了两个中年人来，勉强教着。

　　在佤族地区的传习点，老艺人愿意教，但是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找不到人来学。刘晓津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资金一直是困扰刘晓津的最大难题。她开设了茶餐厅，勉强可以支付房租和6位员工的工资，但是源生坊的现场演出和乡村传习资金都只能靠捐助来进行。在金融危机以前，她凭个人关系，获得了香港一位姓张的文化人士的支持，每月可以给8位乡村传习馆的老艺人发500元的补贴，但是金融危机让张先生的日子也很难过。去年8月以后，补贴就没法继续发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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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