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形而上的思索产生于普查过程中――有所收获。

　　经济要有基础，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基础。文化研究也要有基础，普查搜集就是基础。在对耿村反复普查中，一些规律性的理性的观念便渐渐产生出来，形成了我和普查人员的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大部分表述在我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民间文艺论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等书中，也在一些调查报告和会议发言中。耿村给了我们许多文化的发现和观念的更新，让我们找到了一些民间文化发展规律性的东西，看到了民间文学工作的重大意义。这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广大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口头文学和丰富的民间文化，甚至会有像耿村这样160多人的故事讲述群体和居落性口头文化生态的存在。耿村一般又不一般。说它一般是因为它是冀中大地上平常的村落，说它不一般是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口头文学的湖泊和集散地。
　　（二）在本质上，民间文学是古代农业文明的记忆，也是时代生活的文化描绘。它是长河流水的、不绝如缕的、不受时空限制的。虽然它不会像以前那样繁盛，但它也难以消亡。新的故事、歌谣、谚语、俗语仍在产生中。尽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新世纪还会有新的民间文学，有百姓对客观世界的新理解、新表述。群众的口是不可能被什么东西封住的。到民间去，应是我们长久的，必需的。
　　（三）不少原始的母题，比如许多神话、传说等还在口头繁演中。它是群众中原有的，也有后续的，不断加工的，宗教化的，地方化的，这都是当代民间化的。比如《聊斋志异》中的狐鬼故事，还在耿村等地有所流传。同时，群众受到书报、影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的影响，便造成了新一轮的青少年中的再传播，形成民间文学的再生态。
　　（四）应当承认民间故事家的个人创作。民间故事本来一般是无作者的口头创作，但它一定有原初的讲述人。第一个讲述者的创作，在耿村见到多例，不承认是不客观的。
　　（五）民间故事家之间存在着故事的交流。既然耿村是一个故事的湖泊，是一个口头文学的集散地，就必然存在着无形的交流。没有这种交流，这里的文化现象就会消失。
　　（六）普查，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活动。普查搜集与个人搜集二者都是存在的，其搜集的成果都是珍贵的。我们在集体性搜集整理中发挥了集思广益的优势，同时又是个人分头行动，从而发挥了个人和集体两个积极性、两个优势。这样做，节省时间和财力，便于保证作品的科学性。普查情结，不是极“左”或落后的代名词。如果说当年林兰搞的商品性故事不太可靠，我们记录整理的耿村故事却普遍可靠。如果说研究家最聪明、最深刻，也要看到单纯的研究家最容易被骗。
　　（七）耿村的资料和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虽然不能说完全客观正确，但它已经进入教授的讲义、大学的课堂，进入许多学术著作中。这使我看到了搜集整理的实际意义。据我所知，钟老、贾老、姜彬、段宝林、乌丙安、刘守华、巫瑞书、江帆和台湾金荣华等先生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着耿村资料，研究着耿村文化现象。德国出版的《东方文学》中，曾经收入了靳正新、孙胜台等人的故事。样书就在我的资料柜中。日本、德国、俄罗斯、美国等地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中使用着耿村资料。有关耿村的信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和省市级报刊都先后发过许多有关文章和报道，中央电视台和省市各台都反复进行过耿村文化现象和普查活动的画面播映。大批美国人三次集体到耿村观光旅游，对耿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里已经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明亮的窗口。耿村，带动了三套集成的普查，带动了民间文学研究，也带动了国际性文化旅游。第十次耿村普查正在顺利进行，将来还会有一次次的普查考察。我们要继续努力，把它搞成国际性民间文化旅游村。

　　从读施先生的文章，使我想到了自己从事过的耿村实践，想到了理论发展的根脉在于基层实践。我很感谢施先生的多方启迪。

　　此外我常常想，“田野作业”这个名称恰当吗？所谓田野作业，大概是从专家视角出发，离开城市走到农村去进行考察。其实，城市民俗、社区新风貌也需要大家去考察。所谓田野，实际是村庄，是农户，是人在的地方，真正在田间地头却不太多。应当从人出发，从人居出发，不必偏于田间，突出野外。田野是属于村庄的，还是突出人文味道的村庄为好。所以不如把“田野作业”改为“村社作业”。这样突出了乡村里社，也兼及城市社区性民俗考查。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剧增，我们应当关注、考察、建立城市民俗学，加强城市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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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