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融域：文化场视域下的非遗

　　如今，乡土中国的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在面临多元文化及娱乐方式的冲击之外，又受到“非遗化”对其内容的改造和意义的重构。长时段观之，兰州鼓子有从雅向俗的演进历程。以“文化菱形”为模型，陈向华考察兰州鼓子在当代的生产与接受，指出鼓子艺人生活与其演出之间的松散关联，以及观众对此艺术的陌生疏离。昆曲的非遗化给我们提供一个反向的例子。因不断被强调其“遗产”“国宝”的“高雅艺术”属性，本身具有世俗精神的昆曲，反而逐渐变得局限于知识群体这一狭小圈子。有鉴于此，王廷信认为，表演艺术不应为“非遗”所限，成为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使其不断发展、更新，与时俱进。在对西北“花儿”的保护中，柯杨在反对片面本真性的同时，希望将全面性、地方性、认同性纳入本真性的思考和阐释范围。换言之，对非遗进行制度化的“包养”“喂养”，都是不符合事物演进的内在规律的，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非遗”符号的强化，或许能使一些濒危的传统表演艺术焕发出些许生机，但同时也使更多的表演艺术类非遗为发展而发展，不得不勉力产业化、市场化与商演化。以佛山“龙舟说唱”为例，谢中元指出，在表面热闹的传承传播现象背后，更需要对其保护做更切实的尝试，不能掉入非遗发展和“文化表演”的窠臼之中。云南弥渡花灯同样面临“被动”的非遗实践。以人数与设备堆砌而起的新花灯文化节，取代了原本传衍百年的民间民俗活动，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的展示工具。反之，艺者、观众，这些核心传承人则成为陪衬。

　　根据《牡丹亭》版本演变，宋俊华探讨了建构者、重构者对经典的坚持、传承与创新。显然，这一文人化的重构演绎，对当下的“经典热”“非遗热”不无借鉴意义。然而，应承原之意涵的表演艺术，亦应衍今之变化，方能以其自然之态，与当下众生的日常发生关联。倡导在充分挖掘非遗原本有的价值的前提下，将之视为一种“文化资源”服务当下，进而将其激活，也就成为学者在意的一种非遗保护路径。不仅如此，认为只要在建构舞台“表演的本真性”过程中，传达出了非遗的精髓、灵韵就是对非遗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也成为一种声音。如何处理生发于乡野的表演艺术类非遗与城乡差别依旧明显的日常生活、审美趣味、生活愿景之间的关系，实乃不得不长期面临的难题。究竟何为非遗、非遗为何，自然成为研究者不得不经常反问自己的问题。是天然地将非遗作为一个前置概念，还是直接面对事实本身，重新来定义或者说厘清非遗这一预设概念，就成为两类不同的研究定位、取态。

　　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一脉的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杨民康鲜明指出：非遗中所谓传统音乐表演艺术，不仅仅是其音声形态本身，还应包括“表演行为和仪式行为等同音声形态相关的行为样态”，因为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原本就是一体的。进而，他强调一种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存在和传承，最离不开的就是“仪式或‘仪式化’环境条件所起到的维护作用”。不仅如此，仪式或仪式化，社会群体、个体及文化观，表演场所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一道才构成了语境中的内部环境条件因素。这些内部因素与来自该群体社会外部的条件因素，共同对传统表演艺术的存在、发展起着制约作用，使传统音乐在当代呈现出原生态、次生态与再生态并存而不相悖的谐美局面。以此观之，非遗运动与传统音乐的演进传承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远非非遗运动、自上而下（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一厢情愿）的非遗保护本身所能大包大揽的。显然，所有被非遗化后的非遗都存在这一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以云南剑川白族的石宝山歌会为个案，朱刚尝试从构成石宝山歌会之“文化空间”的时、空二重维度，反向理解非遗。相较而言，虽然同样是聚焦文化空间，孟令法对畲族《高皇歌》演述的观察更微观。如同峨山彝族的花鼓舞在当代同时并存丧葬、开新街和艺术节三种形态一样，浙南畲人演述《高皇歌》存在娱乐歌场和仪式道场两种，且都是以畲民家户为中心。孟令法指出，在不可避免的舞台化和世俗化趋势下，非遗文化空间的时空边界更取决于非遗保护主体对传统文化活动或表现形式在特定族群中的时空建构。也即，非遗也好，承载非遗的文化空间也好，都有着对过去的继承、对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许，是一种过程中的“当下态”，是心理学家汉弗里（N.Humphery）意义上的“意识的厚瞬间”（thick moment of consciousness)。

　　多年研究采茶戏的王静波对吴燕城的访谈意味深长。她是想借一个艺人——非遗传承人的艺术生命史，来描绘粤北采茶戏的风雨起落。这时，人与戏并不是演与被演的关系，人即戏，戏即人。在粤北采茶戏起落不惊的演进和吴燕城风雨如晦的人生中，非遗运动都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巨大拐点。

　　作为社会事实，非遗运动不仅影响到相关的人事，还极大地影响甚或推动了学术研究。对于多年有“文艺轻骑兵”之称的曲艺，人们不但强调作为表演艺术的曲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更注意到演—观并非曲艺的全部，呼召在关注台上表演的同时，关注台后、台下的文字形态和曲艺与不同群体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也正是非遗运动的全面展开，舞蹈研究整体上出现了下述转型：研究定位从边缘走向中心；研究视野从单一走向综合；研究思路从采集体认走向田野实证；研究范式从国家话语走向乡土语境。其实，正如本文开篇所示，舞蹈研究的这些转型也是对非遗研究的整体趋势，并推动着非遗运动进入一种越来越理性且良性运行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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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