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析框架和资料来源

　　(一)本文的分析框架

　　我国学者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大多使用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文化功能论”和费孝通提出的“文化开发利用观”。前一种观念更多关注文化静态的功能,后一种观点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社会中是具有功能的,可以进行开发和利用。基于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动态的新型社会结构,张继焦等人引入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学说、“内源型发展”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并将这三种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框架。该理论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不但具有结构性,而且具有功能性。运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笔者认为,在经济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并非静止不变,在现代产业发展中不仅可能表现出新的功能,而且可能形成新的结构,由此更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功能,作用于现代产业。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将其视作被动静止的,而是要将其放在现代产业这一场域结构中,发挥其作为内源性动力的功能,推动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形成的内源型发展,与政府、市场一样,影响资源配置,推动现代产业发展并形成竞争优势。

　　(二)本文的资料来源

　　本文以广东省这个典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织碰撞的地区为例,实地调研了茂名、湛江两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现象。运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视角,选取吴川月饼、拖罗饼、化橘红中药文化以及笪桥黄瓜干作为典型案例,分析“橘红果”“黄瓜干”等“非遗”产业价值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增值,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开始,逐渐规模化,形成区域现代化产业集群,拉长“非遗”项目产业链条的过程。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内源性动力由无形的“神”逐步在当地现代化产业这一场域的操作性实践中成“形”的过程,分析这些“非遗”项目是如何在现代化产业中获得新的生机和发展机遇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内源性因素在不同产业中的功能

　　(一)吴川月饼和拖罗饼：“四品”功能变迁与制饼产业经济结构的发展

　　吴川月饼作为广式月饼的代表,其产业化发展是广东省食品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吴川月饼入选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13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这一荣誉称号与内源性动力的内涵相一致,肯定了当地文化特征对产品生产和产业形成的重要意义。吴川月饼起源于南宋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由小规模家庭式作坊进行手工生产。1980年起,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吴川月饼的食品产业功能,开始正式扶植培育月饼产业。为全力打造吴川月饼文化、推进吴川月饼产业发展,当地政府实行包括制定月饼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在规范资金、人才、技术、月饼行业质量标准、企业经营行为等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

　　在当地政府引导下,企业自发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生产联盟,促进资源优化,加强了生产集群成员之间的供需关系,形成了整个集群的成本优势。2009年,吴川市月饼行业协会成立,与月饼生产相关的产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作为馅料之一的本地榄仁,原料价格仅在2017年到2018年一年的时间内,一斤就由200多元升至300多元。除此之外,还有金华火腿、花生油等原材料的生产供应除了应对普通市场需求外,随着吴川月饼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专门的供需产业集群。从产业集群的微观层次上分析,这些原材料企业间的产业组织形成了纵向一体化格局,用费用较低的组织内交易替代了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不但降低了交易成本,还增强了各企业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

　　在产业集群的中观层面,2013年,吴川市委市政府规划建设了占地面积2000亩的吴川市食品产业基地,使吴川成为集月饼生产、研发、包装、原材料供应、机械、展销等于一体的综合基地。食品产业基地的建设不但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空间,而且地理位置的集中强化了与吴川月饼产销相关企业之间的联系。这些举措都使得吴川月饼的生产在岭南地区具有了显著的规模优势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如今,吴川的月饼生产已由过去的小作坊式手工生产发展成为现代机械化生产线生产。目前,吴川市拥有月饼生产企业2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3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万人,年产量近万吨,年产值可达12亿元。

　　与吴川月饼相似,广东省另一个饼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化州拖罗饼——也作为内源性动力促进了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拖罗饼的功能变迁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作为内源性动力,在实践场域实现功能与结构的相互作用变化。拖罗饼是广东省茂名市的特产,价格不高,馅料丰富,口感极佳,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食品。俗语有云：“中秋不吃拖罗饼,尝尽百味也枉然。”

　　纵观拖罗饼的发展历史,其经历了食品—祭品—礼品—商品功能的变化发展。拖罗饼的内生功能变化随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变化而发生改变。当它作为食品存在时,重糖油、饼皮酥脆,以满足口味需要为主。当其作为祭品存在时,就进入了宗族关系的社会网络结构中,饼的口味也随之做出让步,以展现家族资源丰富的功能为主。一方面,拖罗饼从好吃的食品发展成为好看的祭品,其功能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这种祭品同时也包含着不同家族间内部团结、外部竞争的功能,影响着家族内部资源分配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宗族关系社会网络的结构发展。当进入更为复杂广泛的人情社会时,拖罗饼又转化成了礼品,促使生产者对饼的生产结构做出调整,以适应在扩大化的人情社会中流通,发挥其礼品功能。于是,生产者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在承袭原有制作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升级,不断开发出口味、运输、包装等需求更加适合现代社会的产品。

　　在这一过程中,拖罗饼的商品功能使其知名度不断增加,商品价值得到提升,其文化内涵更加受到重视。2012年,拖罗饼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化州市被正式评定为“中国拖罗饼之乡”,受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16年,拖罗饼荣获“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称号,这些荣誉都提升了其作为内源性动力的价值。拖罗饼制作技艺传承人陈衍广说：“以前,只有我和其他两三家做拖罗饼。2008年成为‘非遗’后,更有理由做好它,将制饼工艺传承下去,鼓励后人习艺,将它做大做强。”从传承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拖罗饼产业的逐步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2016年,化州市“非遗”拉长产业链项目获得了“全国民生示范工程”的殊荣,化州拖罗饼制作技艺榜上有名。现在,拖罗饼的生产厂家已经发展到30多家,解决了化州市4万多人的就业问题,拖罗饼年均产值超亿元,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以上两种饼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相似的产业结构变化,在这样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饼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销售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吴川月饼和化州拖罗饼的制作技艺作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作为具有内源性动力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进行着多方面的资源配置整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与保护中,当地党委和政府统筹领导,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使饼的制作技艺得到了保护和发展；生产企业和商会形成经销联盟,提升了产品的销售能力；饼的生产企业在传承经典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升级,不拘泥于工艺和产品本身的形态与口味,使得传统文化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实现了生产规模的扩大。

　　(二)化橘红文化：产学研结合下的功能变迁与化橘红产业经济结构的发展

　　化州橘红果具有消痰止咳的功效,其文化起源自晋朝“罗仙植橘”开始,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化州当地有陈、潘、黎、李“四大庄园”,化州橘红果一度被列为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由于各种原因,四大庄园只保留下了李家一族,甚至一度出现断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工作使得化州化橘红文化死而复生,并运用现代化技术实现了化橘红的产业化经营。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在化橘红文化的复兴中具有重要作用。

　　化橘红文化在20世纪险遭断代。2000年,整个化州地区仅有零星的三五户种植橘红果,种植面积不到3亩。自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开展以来,当地政府积极认定并推广化橘红中药文化历史,开展“双保”(保护化橘红产区、保护化橘红传人)行动,把种植、生产和加工科研作为“化橘红名中药生产工程”“茂名市百项工程”重点推进,并成立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化橘红中药文化研究会,制定传承保护的具体计划,涌现出了化橘红中药文化传承人李锋、李中经等一批“非遗”产业致富带头人。当地政府重视化橘红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内源性动力功能,并对其进行宏观调控,为化橘红文化的复兴营造了积极的外部环境。

　　而且,企业在化橘红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化橘红中药文化传承人李锋的企业为例,传承人和传承人企业在化橘红文化场域中的功能变化决定了化橘红产业的规模和发展方向。自明朝成化年间开始,李家就开始栽种、加工、炮制化橘红,迄今已有530多年的历史。李氏家族独特的炮制工艺是化橘红产品的核心技术之一,也使得李氏企业在四大庄园中脱颖而出。

　　2009年,李锋的化橘红炮制工艺被认定为全国首家“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2012年化橘红中药文化被批准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李锋也成了此项“非遗”的传承人。此时,化橘红炮制加工工艺的功能不再是一个家族企业密而不传的独门技艺,而是中华医药文化中一项亟待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其功能发生了变化。正因如此,李锋从一个家族企业的继承者,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而李锋及其企业进行实践性操作的场域也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化社会,传统家庭式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显然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因此,对传统生产技艺的完全保密和保留并不利于实现其规模化生产和文化的传承。李锋打破桎梏,将祖传技艺部分公开,与科研机构形成合作关系,不断开发研究新产品,保障了化橘红产业链上游的质量。

　　创新是产业集群最根本的内在动力,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内源性动力的产业集群中,对其传统功能在现代产业中的开发和利用乃是关键所在。波特认为,由于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企业很难单独开展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多个相关企业及科研部门的共同参与,创新才可能获得成功。李锋作为传统化橘红炮制工艺的传承人,承袭了化橘红文化的传统功能,并且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生产技能和市场信息等,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了化橘红中药文化的创新,不断开发其新的功能,使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形成紧密的网络关系结构,促进更多有创新价值的研发活动发生。

　　产学研结合以及对化橘红文化功能的不断开发使得各方面要素得到了相互联结与强化,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研究显示,广东省涉及化橘红种植、生产的企业有190家,茂名化州市占比96%,共183家。这些集群的企业一方面在同类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保持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也共享产业集群提供的物质集中和科研成果。在这样的产业集群中,创新为化橘红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采用化橘红原料加工、开发、生产出来的系列产品多达几十种,如橘红痰咳液、橘红煎膏、橘红丸、橘红颗粒、橘红酒、橘红中药饮片、橘红洗发露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化橘红产业链条。此外,在当地还形成了超过10万亩的化橘红规范化种植基地,年产值达10多亿元,种植乡镇多达十几个,惠及农户1万多家,全国形成化橘红销售网点10多万个、1000多家化橘红专卖店,解决就业20多万人。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橘红文化在化州具有作为内源性动力的功能,通过产学研结合的资源配置,在当地形成了具有竞争性的化橘红产业集群。

　　(三)笪桥黄瓜干：精准扶贫和兴农政策操作实践下的功能变迁与黄瓜产业经济结构的发展

　　笪桥人种植黄瓜的历史悠久,黄瓜干的加工历史至今已有400多年,但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8年,笪桥镇政府在智库建议下看到了笪桥黄瓜在现代化产业中的发展前景,并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笪桥黄瓜的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得到重视和开发。在此内源性动力的驱使下,笪桥镇党委政府积极贯彻惠农富农政策,大作“非遗”文章,促进以黄瓜干生产加工为核心的特色农业发展,做大做强了“一条瓜”经济。

　　笪桥镇过去主要种植水稻、香蕉和甘蔗,现在有50%的农户改种黄瓜,闲散土地利用率比往年提高2～3倍。当地政府大力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发展资源型工业,笪桥镇的黄瓜种植加工由原来的散种、散制,发展成为现在的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生产。通过普惠金融政策扶助农户,采取“项目保护单位+企业+生产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形成产业链条,种瓜、制干、销售均有所保障,成品价格翻了6～7倍,实现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此基础上,笪桥镇形成了以笪桥黄瓜干制作技艺为内源性动力的产业集群。政府帮扶瓜农成立黄瓜合作基地(社)150个、大型黄瓜深加工工厂5家、黄瓜专业销售公司30多家,将产品的开发、销售、展览体验汇聚一体。这一产业带动了周边数个乡镇(包括良光镇、杨梅镇等)50多个自然村、约15万农民致富。

　　在笪桥黄瓜产业集群的形成实践中,当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至关重要。这一案例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和社会新的结构—功能的嬗变过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业形成中的内源性意义。不同于吴川月饼、化州拖罗饼,更不同于早已成为贡品并以庄园形式传承的化橘红,笪桥黄瓜干原本只是农产品,其原本的功能仅仅是民间自产自销的廉价食物,没有人想到它可以进行工业化生产和销售,更不要说能够创造多高的经济价值了。

　　但在精准扶贫和兴农政策的指导下,当地政府积极探寻惠农富农之路。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开始开展,形成了重视传统民间技艺的社会结构,笪桥黄瓜的食品功能才在政府的努力下被进一步开发,成为重要的商品。如果说吴川月饼、化州拖罗饼和化橘红在现代产业中的发展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升级产品功能和产业结构,笪桥黄瓜干的生产则是从无到有地从农业社会结构进入到工业社会结构,在现代化产业的场域中形塑了其过去不具备的文化功能和商品价值,而这一新的功能又进一步实现了新的以黄瓜制作为核心的产业结构的产生,笪桥黄瓜干制作技艺作为内源性动力在当地形成了具有竞争力的黄瓜加工销售产业集群。值得注意的是,在笪桥黄瓜产业获得成功后,原本放弃土地、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回流,改善了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促进了当地各类产业的发展,说明内源性动力在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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