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向非遗实践的传统工艺文化复兴

　　与前述特定区域、特殊手工艺门类的复兴浪潮相比，传统技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真正让全国各省市、各民族、各层级的广大群体充分认识到了传统手工艺的特殊价值，这也符合非遗保护的真正价值，即“让社会中的文化受尊重”，让不同社区的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进来。与前述生产复兴相比，非遗语境下的传统工艺复兴更是一次面向生产实践的文化复兴，“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非遗语境下传统工艺从生产复兴转向文化复兴，并非是讲不再重视生产，而是更加突出了主体意识和地方认同，突显了因传统工艺复兴而引起的对家族、村落、民族和行业等不同层面文化的整体复兴。

　　（一）个体意识与家族品牌

　　家族传承是传统工艺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近代以来很多技艺的发展传承都与某些家族保持着密切关联，非遗语境下的传统工艺复兴很容易转变成家族文化和家族品牌。“传统工艺品牌的创建是振兴传统工艺的关键，它既是一种中国企业身份的战略，也是一种中国身份的战略。”家族品牌更是传统工艺诸多品牌的重要类别之一。

　　靛庄花丝厂作为前述当代京郊特种工艺生产浪潮中涌现的一家村办企业，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靛庄村，以生产花丝珐琅为主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之初，靛庄花丝厂由村委领导，吸收本村闲置劳动力，在生产销售上与北京珐琅厂和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密切配合，1985-1991年，该厂扩大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达400人，这在同期其他同类工厂中均属少见，由此带来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资产总额突破300万元。该厂的另一特殊性在于，从建厂之初，该厂在业务和技术体系上依赖本村熊家，建厂时主要依赖于技术负责人及厂长熊振江。熊振江的父亲在清末民国时曾在北京老天利学徒、做工，晚年才回到家乡靛庄。熊振江将内化的家族传承与村办工厂发展模式结合，保证了工厂的技术体系相较成熟。1988年，熊振江获得“县级农民企业家、市劳动模范”等称号。到1990年代，在其他同类工厂因技术短腿和市场缺失纷纷倒闭的背景下，该厂于不存在技术短腿问题的前提下，顺应政府政策（1990初期允许乡镇企业拥有自主产品出口权），积极争取“自营出口权”。从1993下半年筹备，到1995年初成功获批，该厂成为了“北京市村办企业中第一个获得自营出口权的企业”。在整体出口市场不乐观的情况下，该厂积极与美国和香港等企业进行业务洽谈，继续维系花丝珐琅的出口贸易。

　　进入21世纪和非遗时代，尤其是2006年“景泰蓝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后，在北京市珐琅厂主导的“京珐”文化话语语境下，京郊“遗珠”的存续和生存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基于笔者近年来对现任厂长熊松涛的访谈，我们发现，靛庄花丝厂当前依旧延续了“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本村及周边村民为主要劳动力资源，目前工人约有60余人，大多数自20世纪80-90年代就在该厂做工，也有少量年轻人加入，相对稳定可靠的职工群体成为该厂发展的重要前提；2011年，靛庄花丝厂申报的“靛庄景泰蓝制作技艺”入选通州区区级非遗名录，而作为该项目的重要传承人，熊松涛和父亲熊振江在同年打出“熊氏珐琅”品牌，期望通过品牌化经营，形成家族品牌特色，增厚商品的家族文化附加值。通过多年与不同厂商的合作，熊松涛意识到品牌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传统的“靛庄花丝厂”并不能充分反映其技术特性和文化价值，与“京珐”传统的铜胎铜丝有所区别，熊氏珐琅大胆突破创新，逐渐形成了银胎银丝或银胎金丝风格，并在烧制、釉料选择、打磨等诸多环节进行改革，在产品种类上从传统器物发展至代表性的珐琅表盘制作技艺，今后还继续将传统工艺与首饰设计理念相结合，拓宽“熊氏珐琅”品牌化道路；在家族品牌宣传上，通过建设家族艺术馆、多媒体传播方式全面展示家族品牌的历史、文化与实物珍品，进一步传播熊氏珐琅文化。

　　从非遗项目“靛庄景泰蓝制作技艺”中衍生出的“熊氏珐琅”家族品牌，以及因非遗实践而催生的家族意识觉醒和家族品牌生成的现象并非孤例，体现了传统工艺的非遗实践对于推动家族文化繁荣的促进作用。

　　（二）文化认同与社区复兴

　　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辐射的区域范围十分广泛，由此带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关注地方知识和传统工艺。如同方李莉对景德镇的研究，其第三阶段的复兴时间基本是以非遗运动在我国的全面展开为标志的，此时的景德镇已经从一个“仿古瓷生产的集散地”发展到“每一个角落的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复兴”的局面，手艺人群体结构从第二阶段的精英阶层为主体开始向社会每一个层面转移，包含农民工、艺校学生和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等在内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景漂”，他们共同推动了一个世界陶瓷中心的形成和再生产，也在重新创造一个区域的文化复兴。对于非遗时代的传统工艺，方李莉认为，“作为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离我们而远去；相反，其正在帮助看到通往人类社会未来之路”，她同时倡导地方要积极利用非遗文化资源，去探索具有地方性的现代文化之路与现代社会运行模式，以此来保持文化多样性。景德镇的传统工艺复兴因其历史盛名、代表性工艺门类鲜明，又长期受到地方政府和社会精英的关注而具有特殊性，较容易构建地方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但对于当前绝大多数存在手工艺传统的普通社区，情况则有所不同。

　　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乡村振兴计划，伴随地方社区对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的普遍重视，以及国家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提出，传统工艺成为了地方各级政府试图打造美丽乡村和实现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这种局面下，单靠地方政府引导和民众热情还不够，相关领域的政策倾斜和社会精英介入已经成为培育传统工艺复兴的重要方式。以贵州为例，从2011年起，以雷山为代表的部分地区率先同相关高校开展合作，通过共建非遗保护与研发中心的形式来深度挖掘地方非遗文化资源，探索保护与传承兼具的非遗产业链，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市场运作有机整合。在这样的前期经验积累下，2015年以来，雷山进一步响应国家对非遗传承人试点培训的发展规划，面向全省建设了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在全国范围内梳理了非遗保护与传承创新的贵州模式。随着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陆续发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实施方案（2018-2020）》和《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已有经验的在全国推广，并从国家层面号召各地文化部门和地方精英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传统工艺的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进程，帮助传承人和地方民众提升产品层次、艺术审美和现代功能，最终达到帮助地方脱贫致富，重构社区文化认同的终极目标。

　　但是，对于这种帮扶开发有必要吸取前序历史经验，把握尺度。倘若过度涉入很容易造成地方内生力不足，使地方民众沦为新文化产业的低端劳动力，甚至被边缘化。最终就像前述京郊特种工艺浪潮中所表现的那样，一旦缺失了外力引导和产业体系，地方手工艺就会成为虚假的繁荣。有学者已经开始从人类学视角反思这种以设计师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介入，对地方传统工艺及其社会体系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依循将传统手工艺看作社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尊重手艺带给手艺人和地方民众的“人类价值”，避免外部介入所造成的地方传统碎片化、地方手艺人的去技能化和地方手工艺的整体异化，由此提出要倡导一种“协同设计”思维模式，要求外部精英与地方手艺人或非遗传承人、地方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创新、创造，促进地方文化主体自信，加强地方民众对新文化产业的认同感，实现地方社区的整体繁荣和复兴。

　　（三）手艺文化与常态发展

　　今天谈传统工艺复兴，是因为其曾经一度面临危机，考量其危机来源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心态危机”，在工业化语境下容易将之视为落后的而有意从日常生活中遗弃，在现代化语境下容易将之“过度艺术化”或“奢侈化”而不得已地脱离普通生活。这两种社会心态都不利于传统工艺的长期稳定发展。

　　事实上，传统工艺的常态发展已经具备良好条件和成果基础。在学术研究层面，不同学科共同聚焦，关注并探讨传统工艺的国学价值、科技内涵、民俗传承、以及学科建设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在行业发展的实践层面，关注内在驱动力，探讨其多面向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这些都足以为传统工艺行业的整体生态奠定学理和经验基础。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声音正在引导传统工艺走进日常生活，那就是“恢复与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健康、典雅、讲究的生活方式”，由此形成满足生活消费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手艺文化和社会风尚，进一步使得非遗实践对于手艺文化的引领逐步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跨越。

　　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正在逐渐超越对本真性和变异过程等问题的纠结，更加坚定传统文化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体系，相信在文化自愈机制下或断裂或失色的部分传统工艺势必会在某个时机得以重新活化或回归。面对传统工艺在全国大范围内的非遗实践和文化复兴，我们要在认真记录、整理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有序推动传统工艺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更多关注传统工艺的常态化发展，让这场文化复兴的春风真正地润物细无声、无声胜有声。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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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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