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遗产制造

　　遗产是重要的、有活力的。它是动态的，而非凝固在物质形态中的东西。它包括一系列发生在特定地方或空间的行为。虽然遗产是在地方上发生的行为，但是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遗产地，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发生过的事情制造了意义，承载了人们的记忆。遗产地也给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提供了场景感与真实感。

　　遗产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它不是具体的某一次活动，而是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记忆，纪念，知识和记忆的交流与传承，身份认定，社会文化价值、社会文化意义的认定和表达。这一过程可能推动社会进步，也可能维持保守价值。

　　遗产的本质是一种经历，一种社会文化展演，人们通常积极地、自觉地、批判地参与其中。遗产产生了什么影响？被认定为遗产将会产生哪些后果？遗产活动带来的是人们创造的情感和经历，以及人们对它们的记忆。这些会让人们产生认同与归属感。此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网络与联系被不断地创造、再造，而不是维持现状。遗产活动促进了这些网络与关系的再造。在遗产活动中，人们产生、审视、思考、拒绝、欢迎或改变有关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文化价值、意义与理解。身份并非仅仅是产生于遗产地，被遗产地再现的静态之物，当人们、社区和机构基于当今社会、文化、政治需求，重新阐释或评价过去，记起或遗忘过去时，身份被不断积极地重构、协商。

　　遗产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过程或涉身的展演（embodied performance），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和背景。在下文中，我将介绍其中三个层面。

　　四、三个层面

　　首先来看机构层面的遗产制造。当遗产部门和政府拟定、实施文化政策和资助政策时，它们在参与遗产制造；当博物馆和遗产专业人士就收集文物，是否举办展览，是否保护或保存某些遗产地或建筑物，以何种方式阐释遗产或不阐释遗产做出选择时，他们同样是在参与遗产制造。国家或国际的遗产名录是遗产制造的产物，因为它代表了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的特定信息和观念。博物馆展览也以同样的方式制造遗产。遗产地和博物馆的展品并非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认定的，它们代表的是遗产和博物馆专家们想要讲述的遗产故事。

　　遗产制造的第二个层面发生在社群。然而前期的遗产研究中经常忽略的一点是，遗产专家这一群体本身也是一个社群[22]（史密斯，沃特彤，2009）。博物馆员工和遗产官员可以被理解为遗产事务中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和其他遗产利益攸关方一样，与遗产物和遗产地打交道、控制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的职业身份[22]。

　　在个体层面也存在遗产制造。尽管机构（例如博物馆和遗产机构）通过精心设计、组织展览、运用阐释材料来指导和影响观众的遗产制造，但他们不可能总能控制观众对遗产的理解。因此，遗产制造的第三个层面发生在个体层面，尤其是人们去遗产地和博物馆展览的时候。我的许多研究关注的正是第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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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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