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学”创立的必要性

　　一门学问的诞生决不是空穴来风。之所以要创立“年画学”有其必要的依据。第一、年画内容博大精深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包含了众多学科需要的资源。第二、年画与中国最重要的年文化紧密相连，具有丰富的年文化的信息和民族文化内涵。第三、年画分布广，存量巨大，是丰富的学术资源。第四、年画是中国独特的民间艺术，具有东方民族的智慧和艺术魅力。第五、年画与印刷术、民俗、社会时尚、历史、民间文学有很大的联系，构成了这些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所以“年画是中国民间造型艺术、审美趣味、美学理想、视觉形象的典范。不了解年画就不可能懂得中国年文化，就不可能懂得中国文化。”[14]

　　刘锡诚先生在《中国年画中的文化象征》一文中提出：“从年画的社会功能来看，年画大致可分为信仰的和艺术的两种。所谓信仰的，如灶头画、财神轴子和印着某种神像的纸马等，是为了不同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灶神和财神等神灵的信仰的需要，而粘贴或悬挂在灶头和中堂等固定部位的，有的还伴随着一定的祭祀仪式;所谓艺术的，大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喜庆的心理需求和艺术的欣赏要求，烘托节日的欢乐气氛的，这种年画一般没有什么仪式相伴，只是为了娱人的，或由原来既娱神又娱人演变为娱人的。”[15]其实，在这里学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作为功能主义存在的年画与民俗有着特殊的关系。而如果深入年画的内容题材以及张贴方式，我们必然会找到民俗和年画内在的关联进而对民族民俗的心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年画的多学科性还表现在，年画中所包含的文学性。许多的年画是叙述性的，通过对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的吸收而表达诗意的生活追求。年画的人文情怀以及对现实的表现及其艺术手法多样，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现实主义的表达也可以看到极度夸张的如云南甲马般符号的抽象性的浪漫表达。而对年画的研究需要动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法，需要应用考古学的知识进行追根溯源，需要通过造型色彩的研究分析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地域特色，因而离不开美术学的加入。目前的木版年画抢救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对纸质年画进行长久保存，如何能够对木版进行科学断代，这些都为木版年画的高科技应用提出了挑战。所以未来的木版年画研究中必然要有软件和信息分析技术的参与，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联合将成为木版年画研究的特点。

　　冯骥才先生在他的《“非遗后”时代我们做什么》一文中谈到：利用弘扬。他提出在抢救工作之后怎样将遗产中的精华与当代生活和文化融合起来。延续历史脉络，充实当代文化。历史文明是一个文化大国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之本。我们利用与弘扬的终极目的主要是精神性和文化性的。其实，中国木版年画在保护后如何弘扬也涉及到如何借助高科技的手段进行有效的保存和传播的问题。也即跨界的研究不仅在抢救工作中还在传承工作中。

　　冯骥才在他的这篇文章中还提出对文化遗产保护之后的学术研究问题。他认为这是非遗后时代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必须强调，非遗是个时代性的概念。在这个领域里，理论大大落后于实践，落后于田野。比如，我们所说的非遗并不等同于民间文化。再比如年画调查，过去的调查基本是艺术调查，但作为非遗就远远不是艺术调查了，而是文化调查，甚至还要包括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调查。理论与学术建设是逼到我们面前的工作，没有理论便会陷入盲目或乱无头绪。”[16]所以，在冯骥才看来，提出建立“年画学”是迟早的事情。一门学科的建立是有其重要的理论支撑的。只是目前年画研究方兴未艾，年画研究的队伍还在培养阶段，大批量的年画资源有待于发现和学术利用。但前瞻性地提出年画成为一门“学”是必要的而且可能。如果对未来的年画学做一个定义，那就是以中国22个大的年画产地和40余个小的年画产地年画为主要研究主体的，兼及年画历史和产地民俗、民间审美、制作技艺、相关民间文学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木版年画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应与敦煌学等有同等精神文化价值。

　　具体应包括4个分支领域：1、木版年画考古。主要考订各个时期不同地域年画及雕版。对其进行断代研究。2、木版年画艺术研究。对年画中的舞蹈、书法、民俗、建筑艺术、戏曲、小说等进行考察研究。3、木版年画和雕版的保护。如何延续年画的生命力，保护雕版，同时达到保持原貌的目的。4、木版年画理论。主要包括年画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年画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年画学的现实意义等等。

　　十年的抢救和保护，中国木版年画最为宝贵的面貌如实地大量丰富地保存下来，这将成为今后木版年画传承以及学术研究的重要财富。目前的数据库建设以及随即进行的传承人口述史工作都是对木版年画保护工作的延续和学术深入，而这一切都还须学界和专家的努力。抢救和保护之后的学术弘扬已经成为另一种责任。

　　本文刊于2013年第2期《中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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