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兆元]关于大都市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三

铺灯绝技的遭遇是上海这样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真实写照，一些大城市有的是钱，但该怎么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去，却没有明确的方向，原因是这样的项目难以产生政绩。许多城市的文化建设好大喜功，喜欢轰轰烈烈，不喜欢实事求是，故许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往往被称为“文化的沙漠”。不是大都市本身没有文化，而是管理者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他们往往喜欢搞一些没有任何文化基础的所谓“文化节”，结果是成就了真正的文化沙漠。另外，有现代化色彩的大都市往往有些崇洋媚外，看不起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所谓文化人也自以为是，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无知状态。现在，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只是处在边缘困苦境地。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依据。

首先是提高认识。要认识到大都市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与它的文化积淀有关，大都市本身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最近，某市社科院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准备给各区县编辑出版一套民俗文化丛书，有些区县提出，他们区里没有那么多民俗的东西，要求和别的区合写，或者不写。其实，这些区县都是从古老的江南乡村和城镇发展而来，文艺民俗和信仰民俗等很有特色。加上开埠后，商业文化十分发达，有着独特的商业习俗和禁忌。在语言上，地方话十分独特，有着丰富的内涵。一个区的人口动辄上百万，建区建县的时间较长，有相当多的历史积淀，按理说一本书都没有办法涵盖，怎么能说没有东西写呢？有些区县领导要市里发文件才接待民俗学调查者，可是，市领导可能发这样的文件吗？更可悲者，有的城市文化部门的领导官气十足，搞形式主义很卖力，对真正的文化保护工作其实没有兴趣。因此，在大都市，以国际化为己任的领导，需要提高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城市，往往不能认识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是核心竞争力。都市里还要提高媒体境界，有的媒体用封建迷信和落后来指称民间文化遗产，思想还停留在“文革”的水平上。还有人说起信仰民俗来，一副要大加整治的神情。

现在，各级领导控制着重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保护工作很难实施。国家现在既然很重视，就有必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政绩的指标。现在考核干部，已经不再依GDP的高低了，还要看环境指标，有所谓的绿色GDP。如果人文环境指标不考察，一个文化沙漠会是和谐社会吗？我提出要把非物质文化保护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现在要搞一个人文GDP，人文和文化遗产没有保护好的城市的官员，是不能升迁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城市是社会的灾难，民间文化不能得到保护和支持，民众心理处于病态，这个城市就不会有前途。考察城市的人文GDP，虽然是一种形式，我觉得有形式总比没有形式好。去年，我在苏州论坛上提出这个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建议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

现在的保护工作是政府主导的，既然如此，就应该拿出行政的威力。事实上，我们感觉在一些大都市有走过场的倾向。现在搞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有的地方很积极，有的地方懒洋洋，在大都市特别明显。据说，有个著名的大都市的申报工作差不多排在全国的最末位。为什么呢？国家好像不拨款，地方申报了还要出钱保护，还要检查。所以，一些“精明”的大都市不想添这样的“麻烦”。这说明，在大都市，文化保护没有上升到自觉状态。现在，文化部门已经成为都市文化遗产的一线保护者，加强对他们的工作的监督和鼓励是十分必要的。单独一个文化部门似乎无能为力，他们也是非常无奈。我曾经到某大城市的群众文化馆，那破烂的场地让人大吃一惊。这时我们便看到，所谓的政府主导，一定要核心领导靠上去主导。考核政绩，一定要考核主要地方官员在保护非物质文化方面的政绩。简单地责备文化部门是不对的。

大都市的文化保护，还要注意到一个共同文化圈的保护。历史上，大都市往往是一个区域的文化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周边集聚到都市来的，而都市又将其在都市发展的习俗反射到周边城市。因此，各城市间要加强交流。如江南地区的江、浙、沪地区是需要有更多的交流的。这个地区原来有较为广泛的交流，以前是上海为中心的，这个中心形成的原因，一是老专家的号召力，如姜彬先生就有这样的号召力，还有就是出版，过去上海的出版业较为发达，能够牵头。现在，这些优势没有了，各自为政，本是相同的文化区却支离破碎，虽然有些联动，但是因为体制或者利益关系，很难合作。现在，似乎由文化部或者相关部门出面，一种带有行政性质的协调中心可能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应该让大都市承担起文化保护工作的职责。

还有的区域，虽然距离远，但是有些文化遗产关联性很强。比如，武汉华中师大的一位老师问我上海的春申君信仰的情况和传说问题。春申君是传说中上海的建城的城主，但是，他是一位楚封君。（图2）这样远距离的共同遗产是需要合作研究的。又如，湖北陆城是三国时期陆逊所建，上海松江则奉陆逊孙子陆机陆云为城主，这是研究陆氏文化遗产所必须联系起来的。又如：一个上海崧泽的人袁山崧写了一本《宜都记》，保存了宜都的宝贵历史记忆。我还在土家地区听到老人唱关于苏州的歌谣，甚至唱《五姑娘》。长江地域楚文化资源的非物质形态的联合保护调查研究分外重要，不然各自为政，文化遗产保护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不得要领，甚至成为一次破坏。上海和武汉是两个大的都市，能够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联动吗？要做是不难的，但在现在的体制下，实施起来很有难度。

在大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可能会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可能保护了一些谁都知道的东西，真正的濒危样式却真的绝迹了。像上海的铺灯绝技就是一个例子。各方可能陷入抢资源、争项目的行动中，热衷于报道宣传，而不做实事。

作为文化工作的教学研究者，我和其他同仁只能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去承担文化的薪火相传的职责。在大都市里，做一块砖瓦，为文化的建设做一铺垫。当然，我们更呼吁，在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中，让高校有更大的作为！

总之，我觉得应该把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如果眼皮底下的工作都做不好，其他地方除了搞形式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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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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