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有些地区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持较好，因而相关的民间文艺事项可以存活至今。今年列入国家名录公示的湖北省20个项目中，长阳土家族跳表歌舞即“撒叶儿嗬”，还有说唱艺术中的“汉川善书”，就是这方面的实例。土家跳丧有几百年历史。当地给寿终正寝的老人办丧事时，要将老人灵柩停放在家，聚众歌舞“闹夜”，闹一夜至两三夜。它的歌舞优美生动，充分展现出土家民族的刚劲气质，由它改编而成的巴山舞，已作为现代健身舞蹈充分显示其艺术生命力；它把丧事来为喜庆活动来办，红白喜事一体化，它既是一种山区难逢的歌舞娱乐，又能借此增强乡里情谊，具有多种积极社会功能，因而构成一种民众喜爱的民俗持续不衰；加之长阳县的党政领导和文化人十分珍爱本民族的文化财富，营造了它存活的良好氛围。以上几方面的关联互动，不仅使跳丧歌舞与仪式存活至今，现在还有着向城镇居民中自发延伸的趋势。

    至于“汉川善书”，不仅由于善书在当地源远流长，有一大批喜爱它的艺人和文化工作者始终抓住不放，积累到三四百个新旧本子；还由于它同城镇茶馆说书休闲的传统习俗相融合，而又能随社会的进步改进它的内容与演唱形式。南方流行的“善书”和北方流行的“宝卷”属同一类型，它由唐代僧人在寺庙的俗讲演变而来，本来是含有浓重宗教色彩，形式较为单调的。但在湖北汉川一带流行至今的说“善书”，早已褪去宗教信仰色彩，却又保持了它贴近民 间生活，富于道德教化的可贵特色，而且由男女艺人上场交叉演唱，形式灵活既简便又生动活泼。这样，它就在当地的民间文化生态中显得生机旺盛了。

    在上述情况下，民间文化保护国家中心拟采取的下列保护措施是完全可行的，这一措施即：“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命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对原生态文化保存较为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和浓郁特色的文化区域，进行动态的持续性保护。”[3]在这些地方，那些有民族与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品种的传承，能够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群体的喜爱，相关的民间艺术品种也就能在较为稳定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勃勃生机。

    像这样较为完整地保护民间文化生态的情形毕竟不多。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华中师大中文系学生，对他们所在乡村民间口头文学的存活状况作过一次粗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原生态民间文学较为丰富，新兴流行文化已占居主导地位，以及新旧交错混杂这三种情况大约是三分天下，各占三分之一。[4]现在已过去了20年，原生态民间口头文学的地盘，已经大大缩小，因而具有较为完整的民间文化生态的地区可能连三分之一也达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关于民间文化生态的保持、恢复和重建等等，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了。

    这里提出深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其一是民间文化事相向旅游文化资源转型问题，其二是某些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生态能否重建问题。

    将有关的非物资文化遗产项目转向旅游市场，现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中国旅游业正处在迅猛发展之中，在最吸引人的三大旅游文化资源中，除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奇伟的名胜古迹具有永恒魅力之外，那些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也愈来愈吸引人，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项目。现在许多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项目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想把它们作为旅游市场的钱袋子来开发。在旅游景点上，将地方民间歌舞穿插其间，用它来招揽游客，已是国内外旅游行业常见的一种经营策略，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到几处民间文艺传统较为深厚的地方去考察，当地文化人都告知，村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会唱歌跳舞又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了，她们都搞旅游去了。但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我们上面提到的湖北武当山吕家河民歌村，在当地的古朴习俗中，传唱民歌本来是成风成俗习以为常的，但近20年来，这一习俗也逐渐淡化，原有的文化生态已经支离破碎。这个被誉为“汉族民歌第一村”的地方于10年前被民间文艺家所发现，经各种媒体报道誉满全国，随后即成为当地旅游品牌之一，实现了“民歌村”向旅游景点的转型。这几年的乡村建设和居民生活状况都有了很大进步，展现出美好发展前景。须加说明的是，吕家河民歌村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是民歌富于表演性，能吸引广大游客；二是它紧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道教宫观，处于旅游热线之上。如果不是依托武当山，仅靠某一项民间文化很难进入真正的旅游文化圈。在这几年的开发过程中，吕家河民歌和一批民歌手名扬四方，大量民歌从居民的口头被记录下来，传唱民歌的风气在新形势下得到强化。旅游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最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闯王歌》没有人听，而许多游客却缠着漂亮女孩子唱“荤歌”；制作影视节目时，编导人员牵着农民演员鼻子走，一味向文化市场的时髦花色看齐，从唱腔到服饰，弄得不伦不类等等。由于迎合游客时尚趣味的媚俗倾向支配着旅游市场，不能不对古朴刚健的原生态民间文艺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样的情况在目前中国具有普遍性，因而备受学人的关注。正如一位学人在新近问世的论著中所尖锐指出的：“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存在着真实性开发与扭曲性开发之间的矛盾。”这种扭曲不仅表现在对原作的低俗改编制作上，更严重地是表现在原住地居民文化意识的“自我贬损”上：

    从可持续性角度出发，我们应该首先从清除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一种破坏性的自我认同开始，这就是现代性话语所强加的，已经内化为这些文化持有者的自我认同的形象。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的自我贬损是现代性话语对于边缘、民间话语进行压迫的最有效的手段。应该使这些文化持有者认识到，文化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都应该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5]

    有关学人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忧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从吕家河民歌村的旅游开发来看，我以为它对推动民间文化传承保护所起的积极效应是主要的，积以时日，会构成一种新的文化生态稳定下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用科学方法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特质不被损害，这就不仅要向旅游业的经营者，还要向参与其事的当地居民普及现代文化学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性和文化品味，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法规。原有民间文化生态的生成是自发实现的，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包括旅游文化在内莫不深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一味迎合时尚潮流，势必造成对民间文化产品的扭曲。各地非物质文化的许多项目向旅游文化资源转型，这已是今天的大势所趋，我们应采取积极疏导正本清源，而不是冷眼旁观放任自流的态度来促成这种转型的成功实现。

    下面再讲一下民间故事这项口头语言艺术的当代命运。讲故事是农业、手工业社会最受民众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它可以穿插在许多生产劳动过程之中，更是休闲时最为方便的娱乐事项和孩子们童年的亲密伴侣。可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巨变开始以来，由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变，讲故事活动越来越衰退。就在湖北武当山一带，还有一个可以和吕家河民歌村相媲美，而知名度却更高的“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八九十年代经当地民间文艺家的努力，采录出版了两部故事集，还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拍摄过专题记录片。从静态保护角度而言，取得了出色成果。可是现在村里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孩子们从早到晚忙于学业；十几年前兴建的“故事堂”，原有居民30多人，现在只有几个老奶奶守在那里冷冷清清过日子。原有的口述故事的文化生态已经不复存在。有关人士尽管十分焦急，却至今找不到一个使它复活再生的办法。德国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1936年发表的《讲故事的人》这篇见地新颖的文章中，就曾断言，讲故事的天赋是在农业和手工生产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它需要讲故事人心、眼、手的高度协调，因而“千百年前在最古老的手工生产氛围中编织起来的讲故事的艺术，到如今渐渐经散纬脱的原因就在这里。” [6]他的观察和思考颇有道理。这样的情形不仅早就发生在在现代工商业发达的欧美，现今在中国也出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在漫长年代里创造的丰饶优美的民间故事，至今还残留在许多角落里等待着学人去采录。可是要恢复过去讲故事的那种文化生态却几乎不可能了。伍家沟故事村也曾尝试向旅游文化转型去寻求新的出路，却收效甚微。这不仅是由于伍家沟村在地理、交通上不在武当山道教宫观景区之内，还由于农民的即兴讲说故事，远不如唱民歌那样活泼动人。这样，关于讲故事的文化生态问题就似乎走进死胡同难于找到通达之路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视野转向海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被人们称为“故事大王”的美国儿童文学家珍妮·约伦女士编辑出版了一部收罗广博的《世界著名民间故事大观》，我在它的《前言》中，竟然读到了这样的话：“今天，美国重又迎来了讲故事的‘文艺复兴'时期。”原来美国曾有过故事讲述活动一度“文艺复兴”的有趣历程。请看她的叙说：

    今天，美国重又迎来了讲故事的“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本世纪中叶，除了一些偏僻地区尚有人口袋里揣着故事书外，讲故事在美国已经奄奄一息。……后来出现了收音机，又出现了电影，而电视可算是对讲故事最最致命的击。听者与讲述者被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远远地隔开……

    60年代是民俗的复兴时期，青年们先是迷上了民间技艺，接着又被民谣、民歌的淳朴所深深吸引，这些年轻人迫不及待地要重新寻根，寻找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根。在寻根热中又诞生了另一场活动。1974年，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齐尼斯波罗上，举办了一次毫不起眼的故事节，当时有二百多人，其中一大半是好奇的听众，趁周末赶来此地。今天，齐尼斯波罗十月的故事节，能够吸引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故事讲述者、学讲故事者和听众。在全美国的20多个州里，也有了各自的故事节、故事研讨会和故事周末，连加拿大和英国也开始举行此类活动。

    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讲故事至今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美国故事讲述者的努力，在整个北美大陆，讲故事重又蔚然成风。[7]

    现在这方面的情形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笔者曾于1994年赴日本远野市参访过那儿的“昔话村”，在那里听几位女故事家向前来进行专项旅游观光的远方游客讲故事，故事本身和讲述方式都尽量按原生态展示。1998年我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探亲，也在当地儿童书店里见到过专给小读者讲故事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讲故事这种文化生态面临的危机虽具有世界性，但也有修复重建的可能性。它不像一般民间表演艺术那样可以机动灵活地楔入旅游文化之中，却以口头叙事特有的魅力显出它独立存活的文化价值，只是有待人们慧眼识珠积极予以倡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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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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