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画的政治征用

　　农民画被政府征用，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做法和多重内容，从批判运动的工具到新农村和中国梦宣传的载体，背后都有政治力量在推动。

　　虽然农民画遍及全国农村，甚至包括在“工农兵学(专业队伍)”中，都广泛存在，但是并不像其他民间艺术一样为民众自己享用，在1970年代，农民画主要是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和载体，比如作为“批林批孔的生动教材”[21]、“专为工农抒壮志”[22]、“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画卷”[23]。当时的题材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政治内容。在政治挂帅年代，一切艺术都为了政治宣传服务。以农民画批右倾翻案风，以农民画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农民画来抒写社会主义的壮丽画卷，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当时甚至掀起了全国工农兵队伍都来学农民画的热潮[24]，专业美术画家也被动员来学习[25]，各个城市都被号召组织专业、业余美术作者和基层政宣干部学习户县农民画[26]。

　　农民画的兴起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江苏邳县的壁画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56年夏，邳县陈楼乡农民张友荣画了一张《老黄牛告状》，批评饲养员偷盗集体饲料的行为，其行动被认为有助于社教运动，其后便在村里所有墙壁上画画，不久全乡骨干发展到一百多人。由于县委的重视和提倡，全县各乡、社都建立了美术组，作者达数千人，一支巨大的业余美术队伍迅速地成长起来。到了1958年底，全县各社都有壁画，成千上万幅壁画布满在各个村落和街头，形成了百里画廊[27]。邳县就此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以农民画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和意识形态的载体在全国形成一种风潮。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推进，伴随着新民歌等工农阶级文艺形式的提倡，农民画的创作也进入了高潮[28]，像河北束鹿县就提出“家家诗歌户户画，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呈现出一派兴盛的景象。

　　文革结束，农民画并没有完全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命运。农民画又被赋予宣传时代和新的政治意识的任务，继续发挥为政府做宣传的作用，因此，也被赞为“新时代的民间美术之花”[29]，政府用来宣传计生[30]、土地法、税务法等等政策。由于农民画这种艺术形式适合用壁画来展示，在当代还可以作为美化新农村，宣传新农村的形式。这个阶段，上海金山农民画以赞美新农村及其生活的富裕改变，开创了农民画的新篇章，使农民画再次形成一个创作或复兴的高潮，并持续进入当代用农民画宣传中国梦的新阶段。这不仅在上海金山，在全国都很普遍。以户县为例，“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宣传、文化部门结合实际，以农民画为载体，组织开展了新壁画活动，通过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荣辱观教育、榜样人物和新农村新气象等几个方面的描绘，为新农村建设和和谐村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也激励和感染更多的农民群众，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31]。在2015年9月新疆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之际，新疆麦盖提县农民画家创作了60幅主题农民画献礼[32]，从那些画作看，其宣传民族团结、弘扬主旋律的政治主题非常突出和明显。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城镇的宣传墙、文化墙，大多是农民画唱主角，以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政府工作。

　　农民画的主题，一开始是在基层文化工作者美术辅导员的有意引导下，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这是农民画形成政治性特色的一个原因。此外，受地方政府培育公共文化，以进行宣传教育的目的影响，各地的农民画院都多多少少得到政府的扶持和资助，如有人调查中发现：“现在的綦江农民版画院属于国家统一编制下，版画公司也是政府管理下的国有企业。版画协会则是松散的民间组织。虽然现在版画院的事业单位性质有许多好处，每年有政府的财政拨款，定期有政府的采购，而且这些资金是整个版画院正常运营的保障，占相当大比例”[33]。政府领导或引导的体制使农民画的题材为政府所定制提供了可能。

　　有的作品表面上看没有辅导员的强行灌输和要求，也仍然保持弘扬主旋律的主题，如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曹秀文说：“通过画画，搞创作，我们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国农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国文化。”金山农民画家陆永忠的许多作品被国家文化部选作国际文化交流的艺术品到海外去巡展。他从1992年10月起历经四年创作了一幅长16米的画作《农家乐》,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物质和文化生活新气象。国家重大主题往往也更容易在政府主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中奖项，如李成芝用半年的时间创作了一幅关于奥运会的画，获得二等奖。此外，农民画也得到政府诸如培训、宣传、收购、展览、列为各级非遗等各方面的扶持和鼓励政策。政府对农民画的态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项民间艺术或民间文化的态度，这也可以看出农民画本身有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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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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