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画的产业化调适

　　许多民间艺术在当代或衰微或销声匿迹或作为遗产和商品存在，其中作为遗产被保护的农民画也被寄予了地方文化品牌的厚望，农民画从主要由政府包办到逐渐走上市场，意味着要自谋生路，其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由不同的市场需求来决定农民画的内容和风格。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导引着农民画的风格和特征要发生改变。传统的民间艺术是自我创造自我(我群)消费的，而走上了产业化道路的农民画则主要面向第三方，也就是非我群消费。

　　民间艺术在当代消费社会为何有市场?农民的东西曾经被视为落后、老土、俗气、下里巴人等等。但是，现代性带来我们生活改变的同时，使我们对传统农耕文明和乡村田园生活产生怀旧，所谓乡愁，即是把农村视为美好家园而怀念。农民画保留了非专业画家的质朴，其风格有如儿童画一般的稚拙，这也迎合了当代社会对萌的审美要求[34]。“萌”作为一个较新的审美概念，包含了“可爱”、“稚嫩”、“单纯”的意思，农民画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这种时潮，所以一时间世人觉得新鲜可爱，这也是当代农民画受到市场欢迎的原因之一。

　　农民画适合市场需要，具有民俗旅游商品的特性：低廉、民俗、类型化，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一时颇受欢迎。在城市化和农村农业人口转型之际，地方政府把它当作地方社会增收、创业和开财路的途径。在21世纪之后,农民画的产业化更为普遍，有人发现一些地方画院成立之后所举行的培训，对一些农民画画家所作的一些指导已经不是艺术，甚至也不是技术方面的指导，他们更多的是从市场的角度来指导农民画画家，让农民画画家清楚什么样的画比较有市场,以便可以创作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商品) [35]。

　　与文化产业化趋势相对应，各地兴建了与农民画展示和销售相配套的文化产业园区、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等，创造了中国农民画创作、展示、销售、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产业新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金山地区的枫泾古镇，2006年，建立了农民画村，建立画院，把全国各地的农民画家都集中到那里，进行创作和销售，同时建立了展览馆。除了农民画本身作为一种商品被销售外，也作为外包装等文化创意衍生品。有人利用农民画作为“限量版手机壳”的美图，除了手机壳，还有 U盘、交通卡、贺卡、台历、丝巾、挂毯、绣品、T恤等等各式各样的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也已经广泛地使用农民画。不管是农民画作还是农民画的衍生产品，农民画面向当代市场而进行创作，不免会使自身带有强烈的流行文化影响，并体现当代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些复杂特性。

　　总之，农民画走向产业化发展，以追求数量来谋生存，面向广大市民阶层的市场需求，开始向通俗的大众艺术转化。如果说，民间绘画因其创作者以及受众困囿于下层社会，始终没有改变浓厚的市井趣味和乡村气息[36]，那么被市场推向国际化和现代都市的创作目的，虽然可能仍然是表现乡村景观和农家生活，却是一种被美化的后现代幻想对象。因此，农民画的性质已经无法完全等同于民间艺术。

　　本文主要围绕农民画来讨论(虽然在文中我们讨论了农民画与民间美术的差异，但总体看，农民画仍属于民间艺术)，但其实，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也是如此，比如最为普遍的民间艺术形式——年画或剪纸，也经历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渗透和当代产业化利用的过程。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并于27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布的第一份对美术创作活动的中央性质指导文件，全国各地先后投入到新年画的制作，以年画这种群大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进行新政权、新意识形态的推广与宣传运动[37]。剪纸图案被运用宣传中国梦，并在旅游开发中作为手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被销售，是很多见的。以上海李守白剪纸为例，更是利用了重彩画等手法创新了传统的剪纸，使得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民间艺术在权力和市场的外力作用下不断发生变异，越来越客体化，偏离了民间文化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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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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