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造神运动”遭遇文化批评

　　2007年清明前后，各种各样的公祭活动竞相在全国各地上演。你是伏羲故里，我是女娲源地，你有黄帝陵，我有盘古庙。各地竞相挖掘名人资源，打造祖宗文化。

　　受公祭的历史人物中，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诸葛孔明了。4月3日，陕西勉县举办了诸葛亮逝世1773周年祭祀活动。4月13日，湖北襄樊在古隆中隆重纪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5月30日，山东省沂南县“诸葛亮诞辰1826周年祭祀纪念活动”盛大开幕。

　　虚拟的神话人物也一样备享尊荣。湖北竹山、河北涉县、甘肃天水、山西长治等地均为女娲举行了公祭，其中又以竹山县的规模为大。据报道，“竹山地处秦巴山区，是全国592个特困县之一，也是湖北的重点贫困县，2006年全县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就这么一个贫困县，几年已投资1500多万元，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建起了女娲祭坛、圣母亭、问天阁等景观，建造了‘中华母亲山’文化石。为了举办这次女娲文化节，县里又掏出20多万元，派出大量工作人员负责安排和接待，动员不少农民演员沿路表演民俗节目，出动大批警力维护现场治安。”

　　至于“中华始祖”黄帝炎帝的公祭就更加隆重了，祭祀规格以及主祭者的行政级别都上了好几个档次，陕西、河南、湖南、湖北等多个地方均有公祭活动。4月5日，在陕西黄陵轩辕殿广场，仅乐舞表演一项，“人数达到1000多人，整个场面气势恢弘。”光是到会的记者就有500多名。

　　各地公祭的对象五花八门，从子虚乌有的盘古、伏羲、女娲，到分不清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人物的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大禹、仓颉，再到被神话化了的历史人物孔子、老子、孙子、屈原、伍子胥、司马迁、诸葛亮、欧阳修、纪晓岚等等，甚至历史上名声并不太好的武则天，以及没有具体人物形象的“中国洪洞大槐树”，各种古老的神话英雄或者历史文化名人，一一被奉上祭坛。

　　事与愿违的是，打着“弘扬民族精神”旗帜的公祭活动不仅没有赢得各方称许，反而招致了来自文化界的激烈批评。

　　客气一点的学者认为这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他们并不问所造神灵的真正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而注重的是投资规模、占地面积与高度，因为这些人为因素将是旅游卖点与新闻宣传点。”刻薄一点的学者则戏谑其为五个一工程：“抬出一个死人，建了一座假坟，演了一场闹剧，花了一堆金银，坑了一方百姓。”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公祭活动是在制造虚假文化记忆，糟蹋文化，“如此盲目、一窝蜂地乱搭‘文化台’，对人民群众与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

　　2.性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分歧

　　2006年6月，一位自称是大禹第143代后裔的姒姓先生应邀参加了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的“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考察了“大禹故里”与相关古迹，为北川题词“四川北川我始祖生地，六月初六乃大禹诞辰。”当地政府如获至宝，奉为金玉。据说这位姒姓先生所到之处，甚至有许多农民对着他烧香磕头。

　　禹到底是人还是神，今天已经无从得知;稍有谱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的“第143代后裔”，更是天方夜谭;而对着姒姓先生磕头，则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北川的官员们解释说，祭祀大禹和邀请姒姓先生，都是当地民众的要求，过去政府不敢公祭大禹，是害怕别人指责他们搞迷信活动，这些年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尚方宝剑，他们决定顺应民心，建立一种更和谐的政民关系，这才有了一系列的公祭活动。

　　学者往往喜欢在“官”和“民”之间预设一种对立关系，认为那些经受不起文化拷问的官方行为都是“政绩工程”。但是，在北川的考察中，我们的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地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非常愿意为大禹文化建设出钱出力，民众非常渴望官方对他们的支持和投入。北川人民非常真诚地相信：大禹就是从北川羌寨走向中原大地的。

　　也就是说，无论大禹是真还是假，对于北川羌族人民来说，大禹就是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北川民众自发集资，修复了多处“禹王庙”，每年春秋及六月六日“大禹生日”这天，民众咸集宫庙，举行祭祀活动。最近几年，官方才逐步介入这一活动。

　　禹也许是虚构的，但民众的感情是真实的，他们真诚地景仰大禹这样的哪怕是虚构的英雄人物。大禹信仰的传衍，无论对于当地民众还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也许都是有益无害的。而人在现代社会的遭遇是，自科学主义滥觞以来，学术的理性就一直在嘲弄和抑制着人的精神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当我们身处当地民众那种真诚、质朴的情感氛围中时，真不忍心用理性去戳破他们的精神世界。学术是理性的，而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多元的，理性的学术是不是一定得介入多元的生活?确实是一道斯芬克斯之谜。

　　吕微认为，学术对于生活的伤害，源于学术研究所提供的“本质”和“真理”对于个体的“生活意义”的干涉。学者往往喜欢以求真为标榜，而生活着的文化传承者却没有这种义务，他们根本不必关心传说在性质世界内是否为“真”，他们更关心这些传说在意义世界内是否为“善”，也即是否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有“好处”，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

　　学者们的失策在于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事实判断”当作“价值命题”来批评公祭事件，从而推导出“应该不这样”或“不应该这样”的判断。文化传承人的目的是要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中求得利益之“善”，而学者却是外在的“他者”，不在这个利益圈内。学者们必须清醒地区分这种身份差别，大可不必以一种文化权威的姿态横加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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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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