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这其实不仅仅涉及到节日问题，而是牵涉到民俗学者应该在当今社会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是学者与政府之间是何种关系的问题，是学者是不是要与政府合作又如何合作、政府要不要与学者合作又如何合作的问题。

　　当民俗复兴成为当前的一种潮流，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保护成为当前政府的一项工作要务时，民俗学者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并非无关痛痒。

　　【匪兵甲】不过照俺懒人的逻辑，如今事情成了，学者就该功成身退、重新回到书斋了，就像当初上帝造好了天地和世上万物之后，就退隐江湖一样。事情其实就像爱东讲的，我们貌似有了发言权，其实只是在权力需要的时候，被拉出来替权力吆喝两句而已。

　　对于学者来说，比将节日设置为法定假期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弄清楚我们的节日在历史上的意义、来历及其演变消亡的机制和背景等等之类比较学究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够。

　　而且，从公众的反映来看，这次假期改制，很多人其实并不买账。

　　为什么学者以为做了件大好事，但仍然有人出来骂娘?

　　窃以为学者说事，很难摆脱文化本位的立场。这种文化本位，在学术上是绝对需要的。但作为一个牵扯千家万户生活日用的政策，还是要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位。

　　【黄涛】匪兵甲先生说得好，其实呼吁放假的人也是顺应潮流才能起点作用，如果掌权的人没这打算，学者喊得再凶也没用。既然官方有重视传统节日的打算，搞民俗学的人提些建议、推波助澜也是应该。只要是不说违心的话，能说的时候说几句也不妨，只要对人们没坏处。

　　【张勃】在民俗学界里，有些学者往往不愿参与现实问题，而愿意在当下去从事纯粹的学问(作为个人选择，当然可以，只是从学科发展，从对国民的贡献而言，未必是好事情)。究其原因，依我的浅见，主要有二：

　　一是认为一旦与政府挂起钩，就影响了学问的纯粹和深入，弄得学问不像学问;二是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召集学者是为了装点门面，或者借学者之口表达自己之需，让学者失去了独立人格。其结果是，许多学者，尤其是优秀的学者为了人格的独立，为了学问的纯粹就不屑于参与现实问题。

　　匪兵甲自我界定为“懒人”，应该是不屑于做“勤快人”或不愿意做“勤快人”的结果，而不是不能做勤快人的结果。我当然赞同匪兵甲所说的“弄清楚我们的节日在历史上的意义、来历及其演变消亡的机制和背景等等之类比较学究性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作的其实远远不够。”但对他将这视为比将节日设置为法定假期更有“意义”却有异议。在我看来，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后者不是更重要的话。因为民俗学者不仅要将求真作为追求，也应将向善作为追求。而且求真和向善未必冲突，为了向善，求真成为必需。

　　匪兵甲说：“事情其实就像爱东讲的，我们貌似有了发言权，其实只是在权力需要的时候，被拉出来替权力吆喝两句而已。”但是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对自己需要什么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更何况知道了需要什么，也未必就一定知道满足这样需要的途径。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做，学者应该表明自己的主张。表明自己的主张，不是取媚于政府，不是顺着政府说话，是实事求是地表明自己的主张。表明的主张，既可能与政府的观点一致，也可能不同，甚至相左。

　　学者表明自己的主张，不仅可以强化决策者或领导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也可以改变决策者对问题的看法;因此也就不仅可以促使政策下定决心颁布政策做某事，而且可以阻止或减缓政府颁布某项政策的步伐，帮助政府纠偏改错。

　　有必要区分学者与政府，事实上我们不有意区分，二者也不可能相同，但不一定要把二者对立起来。二者在许多方面有合作的可能。学者不应该把自己视为政府的附庸，也不应该把政府让学者出来说话一味看成是没有诚意的对学者的利用。

　　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是项复杂的过程，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学者们的积极参与。在关涉民俗文化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政策实施的反思评估方面，学者们应该有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

　　如何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民俗学者的政策咨询功能、政策监督评估功能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当前应该是民俗学者大有作为的时期，个人退居书斋是个人偏好，但倡导退居书斋就并非明智之举了。

　　【黑木堂主】支持。民俗学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科，而是与国计民生紧密结合的学问。学者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应该比政府决策有超前性，其成果可以为政府所用，也可以受政府委托为政府出谋划策。而暂时不能为社会所用时，那就可为学术而学术。但是，在发现政府决策失误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唱反调。不能为捧场而捧场，不能为唱反调而唱反调。

（原文刊于《话题200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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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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